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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说:舜囚尧,舜野死,而与历史中

2019-11-17 14:05

原标题:尧舜相残被说成禅让,历史的扭曲与孔子有何关系?

问:《竹书纪年》说:舜囚尧,舜野死,而与历史中的说法却相反,你相信禅让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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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我方特邀作者不言

从人性的角度看,似乎竹书纪年更加真实一些,其实和平禅让这件事,在战国的时候,怀疑的很多,到了后面,怀疑的却少了。为什么,因为战国是百家争鸣,人人有看法。到了后面,是独尊儒术,统一思想。

尧与舜,在古代被视为旷世贤君,尧禅位于舜更是千古佳话。按照《尚书·尧典》中的记载:尧在自己老迈之后,萌生了退隐之心。关于接班人的问题,他与群臣之间有这样的对话:

比如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韩非子,他讲到这个尧舜禹的禅让时,就说到: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放齐推荐道:“您的儿子丹朱是个开明的人,可以胜任。”

就是尧舜禹的禅让,不是和平进行的,而是逼迫式的,是“舜逼尧,禹逼舜”

帝尧回答说:“丹朱喜欢说大话,又爱与人争执,不合适。”

那舜是怎么逼迫尧的呢?

讙兜推荐道:“共工有号召力,是个有能力的人。”(这个共工不是触不周山的共工,也许是他的后人,也许仅仅是重名。)

《竹书纪年》里面写到: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帝尧回答说:“共工巧言令色,阳奉阴违,表面谦和,背地里都是坏主意。”

就是讲,尧的年纪大了,德行也衰退了。舜就把他关了起来。不但囚禁了尧,还阻止尧的丹朱去探望尧。

诸部的首领也都谦逊的说自已德行浅薄,难以担此重任。这时有人提出了,在民间有一德行高尚之人,名叫虞舜。

丹朱是尧的儿子,在世袭制度里,他原本是要接过尧的首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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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司马迁的《史记》,却有相反的记载: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

接下来的故事,已经被大家说烂了。舜德行高尚,尧经过多方考察后将帝位传与了虞舜。从此就有了一段任贤不任亲的禅让佳话。

尧是因为了解自己的儿子德行不足,不足以将天下交给他,所以才把部落首领的位子传给了舜。

在古代,史书不是写给平民百姓看的,是写给君主看的。能够拿给普通百姓看的书,是出于统治需要而曲改的历史。

但在《竹书纪年》里,却是舜阻止他们相见,最终逼迫尧把部落首领的位子让给自己。

史学界中有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竹书纪年》。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是一本写给帝王看的书。当时的史官是世代承袭的职位,这个职位要求以局外人身份,单纯记录下所发生的事实,不加任何的个人评判。当时很多史官即便身死,也要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一切。

而这场权利交接还引起了部落的大动荡。

《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把六国的史书都给烧了。但五百年后的一次盗墓事件,竟使这本史书神奇的重见天日。

中国有本《尚书》,里面记载:尧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

据《晋书》记载,公元281年,魏襄王(亦或是魏安釐王)的墓被盗掘,里面发现了数十车的竹简,其中就包括这本珍贵的魏国史书。

当舜上位后,立刻处理了四个人,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赶到三危,将鲧杀死在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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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测,这四个人是反对舜当部落领袖的。

由于这本书是刻在竹简上的,故而称其为《竹书纪年》,也称为《汲冢纪年》(因为是在汲郡的墓中发现的)。

比如这其中的鲧。

《竹书纪年》里记载的许多事情,与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正史内容有很大的出入。关于尧禅让于舜这件事,是这样记载的:

我们前面讲了禹的父亲鲧是第一任治水者,因为治水不利而被处死,但背后可能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样的惩罚太严苛了。中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就替鲧打抱不平,他在《天问》中写道: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鲧不能胜任治水,大家为什么要推举他呢?都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为什么不让他继续试着做呢?鲧又有什么样的能力,能够让鸱龟或曳或衔,前来帮助他治水。鲧的治理也有一定的功效,尧帝为什么要对他用刑 ,把他禁闭在羽山,为什么三年还不放他?

“舜放尧于平阳。”

可见,屈原认为尧对鲧的处理是不公正的。那为什么尧要如此严厉的处理鲧呢?

“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

因为这后面,可能有一个惊天的秘密。

“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后稷就是弃,被舜任命为后稷,主管农事。)

在中国另一本古书《吕氏春秋》时,就记载了这么一段: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於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

这些记载完全颠覆了儒学史书的上的“禅让”一说。原来是舜发动了政变,囚禁了帝尧,还不许他与儿子丹朱联系,以此逼迫让位!

这里讲, 尧准备把帝位让给舜。鲧是诸侯,他跳出来表示反对,认为这样不公平,应该让自己当三公。鲧还想发动叛乱,用兽角把部落围起来,还举起了大旗,准备搞割据。舜的召唤他也不来,而是在野外游荡,准备弄点事情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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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舜才把鲧流放到羽山然后杀了他。可见,鲧的被杀,不仅仅是治水失败,而是反对舜的继位。

另有一篇文章也写过类似的记载,它就是《说难》。

对于父亲的死,禹也不敢抱怨,反而成为了舜的部下,接过了治水的任务。

《说难》是先秦思想家韩非子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也。”

因为这时候的禹还没有实力向舜发起挑战。他只能听命于舜,去完成治水。

为什么韩非子也提出与了《尚书》记载截然不同的观点呢?要知道韩非子原本是受业于儒学巨擘荀彧的。而且在学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只韩非子提到了帝尧是被虞舜逼迫让位一事呢?

治水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有可能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但禹用超人的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他一路穿山越岭,测定高山大川,摸索治水的方法。

这就要从韩非子的身份说起。韩非子是韩国的公子、皇室贵族。而韩国与魏国都是由晋国分裂而来的,因此魏国的史料在韩国也有一份,是说得过去的。作为皇室贵胄,韩非子有机会看到这些小民不得一见的史书。

史书中记载道:“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他发现书中记载的与儒家所宣扬的根本不一样。这也最终导致了韩非子与儒学划清界限,创立了法家学说。

禹的心中充满恐惧,他想起父亲因为治水失败而被处死的事,不禁劳身焦思,在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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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敬佩大禹的治水精神,但是,我们也应该了解,大禹三过家门不入,不仅仅是忙于治水,不然,治水再忙,已经经过家门,进门看看妻子,看看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常常推崇那些舍家为国的英雄人物。但如果达到不合常理的情况,就值得我们思考了。

虞舜大权在握后,在《尚书》中记载,首先就是消灭“四凶”的功绩。

大禹不回家,不是因为没空回家,而是不敢回家。可能舜的监视无处在,如果他在治水没成功之前就回家,可能结局就跟父亲一样。

“四凶”是指共工、讙兜、三苖和鲧。三苖是从九黎分出来的一个部落,其他三个都是人名。听听“四凶”这一称呼,就知道他们是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真实的“四凶”是怎样的呢?

于是,大禹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治水当中。他节衣缩食、居室简陋,所有的资财都投入到治水大业中。他在陆地上就乘车,碰到河流就乘船,来到泥沼就乘木橇,走山路就穿带铁齿的鞋。他走遍神州大地,开发九州土地,疏通许许多多的河流,整治一个又一个湖泊,测量一座又一座大山。他还安排部下益给百姓分发稻种,让后稷救济饥民。在各部落之间调度粮食,使大家都有饭吃。

《尚书》里对于“四凶”的被杀或放逐,都没有写清原因,只是笼统的写了结果:“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苖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禹终于消除了水患。连舜也赐给他黑色的玉器:玄圭。宣告大禹治水成功。

但是也有史料不有同的记载。《吕氏春秋》记载是舜杀了鲧,《外储说》记载是尧下的诛杀令。其实两者并不同矛盾,因为那时舜已经将尧囚禁了,他以尧的名义下的诛杀令。而两人被杀的原因都是因为反对舜称帝。

而通过治水,大禹已经逐渐掌握了权力。他按距离的远近将天下划分五个区域,称为五服,每个区域对首领都有不同的义务。

讙兜与共工关系密切,在尧提出接班人选的问题时,还曾举荐共工,他受到共工的牵连,也是自然的。

这其实是舜的职权。大禹将舜的工作做了,那舜自然无事可作,离下岗的日子不久了。

那么,历史从什么时候起扭曲了呢?

此外,大禹还拉拢了一位重要的帮手:皋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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皋陶在部落联盟里担任执法官,权力很大。

《春秋》记载了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是第一部小民百姓可以看的史书,记载的是鲁国的历史。

史书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是被孔子改过的,孔子提出了“微言大义”的写法,实际上就是以自己的立场去记录和评论史事,其后的史书深受其影响。

大禹当上首领后,就举荐皋陶做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可能是早早就达成的协议,你帮助我成为部落首领,我就选你做下一任接班人。

可以说从这时起,史书变得不那么单纯了,它变成了政治。有兴趣探寻历史的朋友,在看《春秋》之后的史籍时,一定要多方面的查证、分析,方可一睹历史真容。

而做为回报,在大禹当上首领之前,皋陶就极力维护大禹的权威: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

历史任人打扮,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不经粉饰的真相。

皋陶让百姓都要听从禹的命令,如果不听从,就要处罚他,而这时,大禹还没有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史料来源:《尚书》 、《竹书纪年》、《韩非子》、《晋书》、《吕氏春秋》、《山海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终于,舜把禹推荐给了上天,让他成为了部落的新首领,完成了禅让。这其中的过程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很有可能大禹在接任之前,就已经掌握了天下,所以接班过程中,不像舜一样受到很多部落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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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舜依然难逃悲剧的结局。

《史记》中记载:(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在一百岁的时候,舜跑到南方巡狩,最终死在了非常偏远的苍梧之野,这个地方可能是现在的广西梧州,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偏远的区域。他死后埋葬在江南九疑。也就是现在的湖南永州。

舜的儿子商均同样也葬在这里,说明这位原本有希望接任的人最终没能回到黄河流域。另外,舜的两位妻子死在了湘江边。传说中,他的两位妻子去南方寻找舜,遍寻不获,伤心流泪,泪水将青竹染出了斑痕,这种竹子就被称为“湘妃竹”。

可见,舜的一家都死在外面。他们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这对于部落首领家族来说是极为反常的。

推测一下,他们这一家极有可能是被大禹流放了,没有办法回到故乡。毕竟舜是杀害禹父亲的人。

这就是尧舜禹禅让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当然,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否认禅让制。而是我们要理解禅让制的本质是非血缘传承,它的标准是教材里说的选取贤德之人,但方式可能是和平,也可能是血腥的斗争。

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说法呢? 这就是我们历史里的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叫: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写出来的样子。在记录过程中,写历史的人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比如关于尧舜禹的禅让,和平交接,选贤选德,这主要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人在讲。

儒家是尊崇礼。

因为遵崇礼,所以都把事情往礼上说,往好的方面说。比如这个尧舜禹,就是他们特别推崇的一个时代,认为这个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人人都讲礼。首领的位置都是自己主动让贤给后人。

而前面我们说的认为是“舜逼尧,禹逼舜”的韩非子,他是法家学派,他们认为,人是靠不住的,一定要用法来规范。就是首领也一样。如果没有法,他们是不可能交出权力的。所以他们认为,是“舜逼尧,禹逼舜”

哪一个版本是真的呢?脑洞只能说: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尧舜禹还真是传说阶段,还只有史书记载,没有考古发现,我们无法证实那一种说法更正确。

这些内容是我在今日头条《初中历史超好玩》里的一部分,这个专栏是专门围绕初中历史教材的一个伴读文本,帮助初中生学好初中历史,欢迎大家关注。

多谢邀请,前一段时间我已经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了,不妨再做些重复。在父系时代的早期,起先是相邻的两个氏族中的男子,到晚上后要去往对方氏族的女子住处过夜,而此时发展成为男子长期留宿在了女方的氏族,即入赘到了外姓的氏族。于是,便出现了原始婚姻与家庭的一种新的形态与习俗:即入赘前来的女婿,要成为氏族内新兴家庭的承嗣人,所以家长和氏族的首领要对入赘的女婿加以考察。尧将两个女儿嫁予舜,并对舜长期考察的事例,就是以上情况的具体写照。后来舜继天子之位时,要去祭祀尧的祖宗,就说明了女婿舜已成为陶唐氏氏族的承嗣人了;再继续说来,当时的习俗还有,女婿做了承嗣人之后,所生的儿子成人后又要回归到女婿原来的氏族内。所以黄帝故去后,是由孙子颛顼继位的,颛顼应是成人之后从外氏族回归到黄帝身边的。上述的这种婚姻与家庭的形态,到了舜继位之后又发生了变化,舜废除了这一旧制,要把女婿入赘改革为儿子娶亲,所以舜没有将女儿嫁给大禹,而是嫁给了伯益,反为禹的儿子夏启建立家天下的世袭制创造了条件。而夹在这场变革之中的尧子丹朱和舜子商均,结果什么也没有捞到,只能被后人误解而为不肖之子了。

“舜囚尧,舜野死”与禅让制并不矛盾,这正是上古部落联盟继承方式的一个缩影。

五帝时代的这种制度,其实在几千年后又重演了一次,就是蒙古帝国的“忽里勒台”制度。五帝时代到夏朝的不少政治事件,几乎都可以在蒙古和元朝找到近似的案例。

所以说,所谓的“禅让制”其实是后世对上古部落民主制的一种美化。

五帝传承——黄帝家族的内部选举制

我们从传说记载的说法来看,五帝时代的各位领袖本来就是黄帝一个人的后代,并没有出现炎帝、蚩尤、共工等其他家族的成员。

黄帝后代主要分为两个支系——黄帝长子玄嚣后代,黄帝次子昌意后代。

长子玄嚣后代,又可以称为高辛氏系——陶唐氏系。帝喾、帝尧都是这一系。

次子昌意后代,又可以称为高阳氏系——有虞氏系+夏后氏系。颛顼、帝舜,还由夏禹都是这一系。

五帝传承的方式,实际是从黄帝家族内部两个支系进行选拔,不会去选外人。选拔的方式可能似于部落内部的民主制,但只有黄帝后代拥有这种“民主权利”。这种领袖传承方式,是上古部落联盟向“家天下”制度的过渡。

而禅让制,实际上只出现于尧、舜、禹三代。从五帝传承过程看,原先的内部选举制可能遭到了破坏(两个支系发生内斗),帝位被高辛氏一系把持(帝喾-帝挚-帝尧),过早进入了“家天下”状态。所以,帝尧为了加强统治基础,平息黄帝一族的内部纷争,主动将高阳氏后人——舜作为了继承人。而后,帝舜继承了这一方式,将帝位又主动传给了同为高阳氏一系但关系较远的大禹。直到夏启破坏了这个规则,仿效高辛氏重新恢复了“家天下”的制度。

忽里勒台——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家族)的内部选举制

五帝时代的这种部落民主制,在几千年后的蒙古忽里勒台制度上几乎被重演。成吉思汗后人被分为四个支系——术赤系、察合台系、窝阔台系、拖雷系,蒙古大汗理论上只能从这四家中选择,但实际上只出于窝阔台和拖雷两系。

窝阔台一系非常短暂,只出了窝阔台、贵由两位大汗。此后蒙古大汗的位子,就完全由拖雷后人把持。但是,忽里勒台制度至少维持了数十年,在初期进行过严肃的内部选举,贵由和蒙哥的上位都是通过忽里勒台选举完成的。

最值得关注的是,忽里勒台制度的破坏,也是黄金家族内部争斗造成的,窝阔台系与拖雷系、拖雷系内部一度为了汗位进行残酷的内斗,引发了蒙古帝国的大分裂。

如果参考蒙古帝国的这些政治特征,反映到五帝时代,我们似乎可以解读不少几千年前的事件和谜团。

五帝时代是否发生过类似蒙古帝国的内斗?

中国史书似乎把五帝时代写成了“田园牧歌”式的景象,帝位传承好像十分平和,堪称后世楷模。但如果放大一些传说故事的细节,我们就能找到不少类似“蒙古帝国内斗”的案例。

最典型的事件就是——祝融之死。祝融是一个官位,名为火正,实际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颛顼(高阳氏)时代由颛顼孙子重黎担任。理论上,担负这个位子的重黎,正应该是颛顼的继承人。然而颛顼死后,由他的侄子帝喾(高辛氏)继位,帝喾却找了个理由杀死了祝融。

后世人们看这段传说,似乎帝喾只是杀了一个不称职的官员,但如果这个官员本来应该是“帝位继承人”,那么这个故事的解读就完全不同了。帝喾杀死祝融,好比是蒙古大汗蒙哥杀死了前任大汗贵由的儿子。

重黎死后,祝融的位子由重黎的弟弟吴回继任,这个做法明显是安抚高阳氏一系。但吴回很可能发动了叛乱(南方记载的“吴将军攻打高辛氏”),但遭到了暗杀(盘瓠传说)。

从这些故事来看,五帝时代几乎就是蒙古帝国的前身。

那么,“舜囚尧,舜野死”在蒙古帝国政治框架下就容易理解了,即使是四千多年前也同样充满了政治斗争。(作者:陶慕剑)

说到司马迁所编撰的《史记》是中国一套规范的巨著,也是因为没有其它相类似的作品可以提供参考吧。同时,人们也提出了《史记》的成书依据的一个最可能的说法——史前那段,主要是来源传说,也就是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记载下来的。这难免会出现一些失真的成分,更不要说到了汉武帝时代,儒学已经得势。这种战胜者的历史,有多少不是为当政者服务,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这些阅读者质疑的。

真心地讲,人性自私是与天俱来的,这是动物对求生存的本性使然。所以,才会有“儒学代表人物的“善”与“恶”之争,最终是“性善论”一派登上文化圣殿获得了胜利。然而,就是我们今天的人们阅读到此类作品时,也不禁得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人与天俱来就怀有“善良之性”,又何故需要对世人“劝善之教”呢?既然“人之初,性本善”了,有何能被“习相远”之环境所带坏了呢?君不见:一个出生婴儿为了能够从他的身边获得温饱,不自觉地与其母亲或其他人争抢食物的表现呢?从这一点来看,荀子的“性本恶”论,才是人类社会需要持久开展教育的真正内因所在。因此进入奴隶社会的时代的奴隶主的人出现,正是人性私欲膨胀之结果。而这个时代的当权者不惜用自己和他人的性命去争夺大量利益,以达到自己与其族人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会以禅让的方式把既得利益拱手让人吗,而且相让的对象还不是同一族的人?仅这一点就值得为我们这些阅读者慎思。

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进程来看,政权的更替无不是用大量的无辜生命的鲜血换来的结果。其内中缘由不正是一再向我们揭示这样的结论:人类的本性——私欲——在促使与加激争权夺利之战火不断扩大与惨烈吗!因此,从这点来看《竹书纪年》所记录的史前历史是无可辩驳的可信的。更何况此书是出自于战国时代的魏国,比《史记》更早了许多。

话又说回来,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史前政权“禅让”的说法,不能否认是一种儒学具有的“劝善”的说教苦心,它具有了原始民主的善心。

探究禅让制是咋回事,须由总人口上分辨。

当时人口数量极少,团结在一起才可抗恐惧,宋朝时由开封去山东还有野猪林,由登封去山东有景阳岗老虎,李逵接母入梁山有虎窝档路。这都是地广人稀的表现。

古中国人状态与现西南各少数民族乡寨同,其族长由传承法进行,巫师有师徒继承,仅带青壮卫村子及外出劳做与采集渔猎的首长由禅让进行。没阴谋夺位及武力占有事发生。其族长掌族谱,巫师掌历法医仪程,首长掌武与劳做,且无报酬的,其生存仍自种自家田收获的,除大仪式由各户兑份子解决费用外,小事所耗费由长者自垫付的。

因此尧让禅时被不愿任的听见后,见饮牛者述之,饮牛者兼脏迁牛致水上游饮水的,当三长老是吃亏不沾便宜的。

别把当的氏族式人群,当成国王有全民税收供养式了。

税收由西周的井田制开始的,即九块田内有一块是公务人员收益田,其他八家共耕这块田,供公务人员生活用,这是公务人员已脱产的表现。

东周后废井田,才有税收出现。自此才争王位的。

但这时的王仅是盟主而已,并不是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帝王式。这由出土的盟书可证明的。而民国时期的西南各少数民族还有几大部族约盟式存在的。

事实上阿联酋就是各部落大酋长轮流当国王的国家。

所以周灭商的灭不是消灭了商人人群及王,从而周人入驻中塬后成总盟主,封商王子孙为后土神伺仪职,表明地主是商人,而享周人供养的。

当时人口太重要,因多子多福传于至今没变没改。这都是地广人稀造成的。可想见千万人口占现中国地盘,人有多么重要了。若仅几百万或几十万,甚至几万几千人,其人重要性就更紧迫了。

匈奴胡人侵中华都是掠人口第一要务的,因降将在其地是很大的官的。

竹书纪年用宫庭内斗式述史,脱真是自然。

宫庭内斗始于春秋三家分晋,成于秦二世杀兄,兴于汉立番削番,传至清朝,都源于有课税供养公务人员后。

也就是不必自劳做而享尽他人劳做成果最佳品后,才争战夺王位的。

悟空问看后咱也在其上留上点啥。

不信禅让,首先一般真没几个人把权利白送人,何况还是连续三代帝王。

第二,山西距今4500年的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尧舜的都城。而对岸更宏大同时期的陕西石峁遗址也是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早期都城。而根据两个遗址的考古学家的结论,石峁人灭了陶寺人,而石峁又发现很多鳄鱼尸骨和鸵鸟蛋,说明石峁的势力范围已经延伸到了长江流域,说明其后期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权利中心。

那么,如果尧舜被灭,就不存在禅让一说。

姐不相信有禅让制,人都是自私不管什么古人和现代人,连野性的动物也只有向老大发起挑战才,然后打败老大才能上位,谁会无缘由把位让给别人!

先看下《竹书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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