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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

2019-11-10 14:46

来源|《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张仲礼,1920年生,2015年9月19日逝世。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代表作品为《中国绅士研究》...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所谓“象征资本”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要素,它与文化资源相区别。[1]具体地讲,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中任何一个人只要具备起码的空暇时间、经济支持等基本条件,就能够占有它,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优越性的地位;而文化资本则具有垄断性,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它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交换价值。比如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的交换。文化资源可以向文化资本转化,这种转化,据皮埃尔·布迪厄看来,是在知识制度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可以这么说,在国家权威的介入、认定下,文化资源的一部分通过制度化实现向文化资本的转化。 观照有清一代,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士子在科试通过后,将被授予科名,只有在此时,儒学知识才转化为文化资本,因为获取科名意味着成为绅士,或者进一步拥有官职,即使只是成为下层乡村绅士,也会拥有以科名为倚恃获得的许多特权。换句话说,绅士可以把代表着其拥有儒学知识的科名作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比如经济上的偷漏赋税、霸占田产等;政治上干预司法权力;同时乡村绅士在教化、伦理上拥有一种公认的社会威望。[2] 鸦片战争前,由科名承认的传统文化资本一直处于独尊地位。虽然历次科试内容都会有所不同,但其重点一直未离儒家经典。近代以后,传统资本开始受到愈来愈强劲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西学作为一种新文化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一起参与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且其所占比例呈现着愈来愈大的趋势,从而使传统文化资本的交换价值受到公开的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开始走向陨落。由于传统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科举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与废科的方向是一致的,但却因其有着比废科这种纯制度上的变更更广泛的思想文化价值认同上的内涵而具有滞后性,也因此,即使在1905年废科后,科名奖励制度却持续到1911年。人们对科名深深的眷恋,使传统文化资本的陨落过程非常漫长。而成规模的冲击是从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实践开始的。


来源|《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洋务派的取才有了显然不同于以往的新标准。中体西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而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可以用来笼统概括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这不仅表现在其对西学的选择利用上,也表现在对中学的规定上,并贯穿于其认为人才所应具备的整体知识结构中。 中学作为洋务派强调为体的素质,却并非简单地对儒学的概指。对“中学”的遣词,洋务派官僚论说不一,最为常见的是“道”、“伦常名教”等。如冯桂芬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3]薛福成的卫道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4]王韬则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5]但从他们大量的奏议及其与顽固派论争中可以推论,洋务派所崇奉的中学与整体的儒学事实上并不相等,至少,在儒学各派别中,他们是有所倾向的。突出的表现是其对愈来愈狭隘的科试内容的不满。 科举系于皇朝利益,故此,科试内容完全随皇帝意旨不时调整。如“乾隆二十二年以前,除考四书文和经文外,兼考论、表、判等,其中论题均选自朝廷支持的宋朝程朱理学”,但乾隆二十二年后,“与实际的行政事务较有关系的表、判的考试题目停止了”,“乾隆五十八年以程朱理学为内容的论题也停止了”。再如“策问”一场:“康熙三十八年‘策问’还包括一些现实问题,如吏治和河工”,“但18世纪末以后,策问改为讨论哲学问题”。到19世纪下半叶,科试内容只剩下时文、诗赋、小楷这些与实际毫无关联的东西,且“考官一般只注重形式”。[6] 对这一项士子们一向不敢妄议的“成法”,洋务派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明确指出:“……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7]后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在奏折中措辞更为激烈、直接:“然今日之时文、诗赋、小楷,人皆知其无用而不敢轻议”。[8]洋务派对“虚”文的大加鞭挞从反面表现出其所谓“体”的中学主要指经世之学。这从洋务派官员,尤其是几个洋务大员的学术倾向中上可以看出。如曾国藩论学主调和汉宋,且又是近代自强运动的首倡者;李鸿章功利心更重,其幕府“首重经纪庶务之才”;[9]左宗棠曾告诫其长子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10] 当然,注重实用最多的还是表现在对西学的选取上。洋务运动三十多年,从学习语言文字到制船造炮之法到天文算学、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从军工企业到民用企业到航运业、架电线、修铁路,无不是实用思想的推动。 这样,对人才的要求不再只是时文、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在总体的知识结构中,中学与西学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固然,中学、西学一直为“本”、“末”所区分,但对中学“蹈虚”的认识,以及面对紧迫时局士大夫们的束手无策,都使西学在无形中不仅仅限于“末”的位置而被凸显出来。

张仲礼,1920年生,2015年9月19日逝世。江苏无锡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代表作品为《中国绅士研究》。

科举制度是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土壤之中的。历代王朝都利用它作为控制社会和维持专制统治的工具。经长期发展,至清代它已很完备。我们看到,这时绅士以及可望为绅士者都潜心于读书应考,不遑它顾。通过这种制度,朝廷得以引导这个上层阶层成员的思想,将官方的儒学理论灌输给他们。在清代前半期,这一制度的作用发挥良好,但到19世纪就开始瓦解了。过于刻板的八股文,过于看重辞藻和赋诗,导致文人忽视儒学经典的研读。其结果日益趋向于空洞的形式,言不及义。科举制度的这一变化影响了绅士的素质。这一制度的思想基础被人忽略了,灌输儒学原则的最初意图不复明确地体现,政府正失去对绅士素质的控制。

洋务派的新式人才观是对传统文化资本的一种强烈冲击,必然会触及传统官绅的利益,因此在实践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阻碍。洋务派每前进一步都不得不百倍谨慎、瞻前顾后,处境十分艰难。 首先是同文馆的设立。语言是涉办洋务的首要困难。咸丰十年恭亲王奕訢在奏折中认为,与外国交涉,“必先识其性情”,因此请“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11]得到皇帝谕准。同治元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也相继奏请设立。 但科举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也有“异途“出身的士子,然其社会地位较低,特权也小,因此很受歧视。[12])使得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压在了读书应试上。因此,为招揽学生,同文馆不得不联系科举,实行了科名奖励制度。这固然还不算先例,在乾隆二十二年俄罗斯馆就已实行,但后有改动,致使 “升途稍隘,而学习者渐不如前”,因此奕訢等请准仍“照旧例办理”。[13] 科名奖励制度还未触及到科举仕进本身,这使学习“夷语”虽然受到士大夫们的鄙弃,但终未受到大的阻碍。然而,自强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使洋务派的取才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翻译人才的培养上,恰恰相反,这只能是第一步。在创办军工企业、仿造轮船的过程中,洋务派很快意识到“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工夫,即习学皮毛,仍无俾于实用”,因此上奏请准添设一馆,专习天文、算学。且不止于此,还要延聘西人为师,又虑及学生“年幼学浅,于汉文文义尚难贯串……只以功力分用,速效难期,若再讲求天文、算学等事,转恐博而不专”,于是把眼光对准了已仕的士子,“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并准令前项正途出身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14]入馆学习。 科甲正途官员接受天文、算学的教育,意味着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将不再纯粹,而是有了西学文化资源的加入,这立即给崇奉传统文化资本的绅士们带来了恐慌。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攻击,表面上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15]且似乎很宽宏的退一步,道即便要重天文、算学,也不必延聘洋人。但当洋务派以退为进,请旨准倭仁督饬办理,保举精通天文、算学之人时,便偃旗息鼓了。这场争论事实上是新旧文化资本的冲突,顽固派之一通政使于凌辰的话倒切中了要害,“夫制洋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即不能不以洋学之精否为人才之用舍。”[16]由此,中学地位便遭动摇,传统文化资本地位自然下降。 这在事实上已经影响了科举仕进。其实因为传统上的人才与科举几乎是唯一的对应模式,使新式取才必然、也必须触动科举。洋务派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以多种方式请求变更科举,仅直接奏请的就有“道光中,两广督臣祁奏开奇才异能五科,内有制器通算一门;咸丰初年,御使王茂荫亦曾言之;同治九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先后部议,皆以格于成例中止。”[17] 直接变更被驳回,洋务派又力图在表面上绕过科举,寻求一种与科举同时并举的方式。如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上奏:“……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18]后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上奏请求:“变通科举之制既有所难,可否特设一科,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发往沿海各省委用。”[19] 屡遭驳议后,洋务派又提出学贯中西的新方法,企图寻找与科举调和的道路。光绪五年,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中说:“……不若改京师太学及直省书院为经世书院,令举贡、生员有心经世之学者以充学生”,学成后“其有通达古今政体、才大识远、兼通各科之长而足以胜大任者,则渐用为卿贰,可通以为大臣之选。”[20]已颇有创见。光绪十三年,有官员发明出录取算学生员,并仍准参加乡、会试,只是策问内容有别,另编字号的方法,并指出“如此虽不必特设专科,而此项人员,其学则参究中西,实事求是;……进非他途,不至为时论所轻。”[21]后这种方法为朝廷采纳。 变通科举的艰难,使洋务派力图从别的途径提高习西学士子的社会地位。自同文馆设立伊始便定好的科名奖励制度一直在实行。同文馆题名录上优生升途明确规定:“每三年举行大考后,择优奏保官职,自八、九品衔起,至分部行走。其在京者仍留馆肄业读书,并在本衙门充当差使;其课业较精者,或派各省差使,或派出洋差使。”[22]如同治七年总理衙门保奏:“严良勋、席淦二名给予内阁中书职衔,并作为附监生,俾得就近于北闱应试;监生汪凤藻、汪远、王文秀三名,给予国子监学正职衔。” [23]规模最大的一次保奏是在光绪十一年,包括曾出洋留学的学生,共计138名学生得到奏保。[24]后同治十三年,刘坤一奏请凡通洋人枪炮兵船的“即给予不次之富贵。苟能世其业,则世其禄而世其官。”[25]光绪五年罗应旒在企图调和中西之学的奏折中也提出了要对学成“机汽、算学、重学、电学之类”者,“荣以禄位,与部臣等”,并特别指出“初设之时,更加优待,以开风气,不然儒者所不屑学也”。[26]这道出了新文化资本确立的艰难。因此有必要从制度上人为的提高其地位,周盛传在筹办海防的奏折中主张在沿海各省设洋学局,揽通西学者,其任职三年后“如有成效,即奖擢升阶”,特别强调“与正途出身无异”。[27] 此外,洋务派于新式人才还另辟了一条道路,即为荐举。如郭嵩焘曾荐举邹伯奇、李善兰。[28]。除对这种道听得来的人才举荐外,荐举人才大量的出于幕府。于此有突出贡献的幕府主要是曾国藩幕和李鸿章幕。曾幕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特点,它为洋务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许多洋务大僚如李鸿章、李翰章、左宗棠、郭嵩焘、刘蓉等都出于曾幕。但曾幕主要的作用是镇压太平天国,稍后的李幕起于太平天国末期,与曾幕特点有很大不同,“其所注重的幕才,多为通达治体,了解洋务的任务,和廉正精明的循吏,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29]因此,李幕于洋务贡献最大。 李幕人物功勋卓著者,“如黄芳、应宝时、和涂宗瀛,他们均曾任江海关道,。。。。他们之得任斯职,均系由李鸿章的奏保,后来黄以病废,应则官至江苏按察使,涂则官至湖广总督。”而“如郭嵩焘、刘郇膏、郭伯荫、丁日昌、王凯泰、钱鼎铭、李元华、倪文蔚、刘瑞芬和徐文达。均先后官至督抚。大抵除郭嵩焘另有凭借外,其余均以淮幕起家。”[30]其他幕中人物虽多为低级功名甚至无功名,却因富有实际才干而为李鸿章重用,较著名的有留学生伍廷芳、马建忠,买办商人盛宣怀、朱其昂、唐廷枢等。 比较科举官宦升转,幕府荐举更为迅捷有效。曾、李两幕保荐人数众多,且出多位封疆大吏,形成湘系、淮系规模,对晚清政局影响很大。这不仅冲击了科举仕进,更从事实上大大冲击了传统文化资本的独尊地位。

到清王朝的末日来临时,科举制度已注定要寿终正寝了。1840年后,不断变动的国际环境,日益变化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显示出陈旧的科举制度对新生活的不适应。国内连绵不断的起义以及与西方打交道,充分暴露了百姓的无知和国家的懦弱。

清末王先谦在论及科举制度的失败时道:

如上所述,洋务派在新标准下进行了育才、取才的艰苦努力。从总体上看,洋务派的新式取才在两个方面扩大了范围。一是培育新式人才的对象。最初只是使幼童习“夷语”,后扩至举贡、生员,后竟把目标对准了翰林院,“再,查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学问素优,差使较简,若令学习此项天文、算学,程功必易。”[31] 另一方面是新式人才适用范围的扩大。这与学习西学知识的深度同步。最初学习语言的只是用于翻译场合,后学习天文、算学的用于军工制造等方面,从同治七年“只有通商省分及有教民省分相需甚殷”[32]到光绪十年时,则“如遇交涉事件,恐难以空疏无据之材而肆应,自不得以远距海疆,阙焉不讲”,[33]于是张之洞出“延访洋务人才启”。远离海疆省份尚且如此,可见几乎是全国性的省分都要求洋务人才的引进。 总之,到19世纪70年代末,洋务派的努力已经有了明显的成效:“今则几于人人皆知洋务矣,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谘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其能识英国语言文字者,俯视一切,无不自命为治国之能员、救时之良相,一若中国事事无足当意者;而附声吠影者流从而嘘其焰,自惜不能置身在洋务中而得躬逢其盛也。”[34]可见,在仕进升途及人们的思想上,洋务已深受重视,传统文化则不再是士子赖以炫耀、倚恃的唯一资本。 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明,即是1898年,湖南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分别代表新旧两派进行了一场文字斗争。这时,康梁民权说被斥为妖孽,而被拥为正统的却不是清流派的主张,而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这表明科场内的正统已经悄然发生了位移。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洋务派三十年的努力,这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正统的位移即可看作传统文化资本初始陨落的标志。

一统之天下之士,以制艺造之。列国之天下之士,不可以制艺造之。今之世,论海内,则一统。合环球,为列国。然而设科校艺,儴仍前政。用时文取士,而罔识变通,殆未抉其弊也……考选之法,禁约之方,视唐世而递加密。俾士人抟心奋志,求合有司,餍其宠荣,不生佚志。魁桀倪首而趋入吾彀,椎愚者固知其无能为。君上息偃于深官,而常有鞭笞万里之势。然逮及末造,积弱势成,外侮凭陵,群熟视而无策。为下者虽有忠义之气,手足如被桎梏,徒瞋目张胆,效死以殉。前事昭然可睹已。所以然者,知束缚其民之为利,而不暇计及,其民不足用之为害。

参考文献:

梁启超也曾打过比方:

[1] 参见Bourdieu,Pierre,1977,Th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第39页,光绪二十四年重印本,[4] 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6页[5] 王韬:《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页;《韬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3页[6] 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179页 [7]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53页[8]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174页[9]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6页[10] 《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湖南社会科学院等编,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页[11]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7页[12] 参见张仲礼:《中国绅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1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10--11页[14] 《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22—23页[15] 《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大学士倭仁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30页[16] 《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121页[17] 《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醇亲王奕譞等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210页[18]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53页[19] 《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山西道监察御使陈启泰奏》,《洋务运动》第1册,第222—223页[20]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174—175页[21] 《光绪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江南道监察御使陈琇莹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208页[22] 《同文馆章程》,《洋务运动》第2册,第83页[23] 《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142页[24] 据《光绪十一年三月初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168页统计[25]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洋务运动》第1册,第89—90页[26] 《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1册,第174—175页[27] 周盛传:《周武庄公遗书》,《洋务运动》第1册,第376页[28] 《同治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谕军机大臣等》,《洋务运动》第2册,第22页[29]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1页[30] 王尔敏:《淮军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4页[31]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第2册,第25页[32] 《同治七年十月十八日两广总督瑞麟等奏》,《洋务运动》第2册,第112页[33] 张之洞:《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洋务运动》第1册,第323页[34] 王韬:《洋务》上,《韬园文录外编》,《洋务运动》第1册,第484页

譬之居室,虑其僮仆,窃其宝货,束而缚之,置彼严室,加扃鐍焉,则可以高枕而卧,无捐其秋毫矣。独惜强寇忽至,入门无门,入闺无闺,悉索所有,席卷而行。而受缚之人,徒相对咋舌,见其主之难,而无以为救也。

(转载自:近代中国网

虽然直到清朝临近覆灭,科举制度才废除,但其弱点自1842年五口开放和西方传教士办新学以来,就为人逐渐窥破。然而政府第一次有意于西方知识则是在天津条约之后的咸丰十年,因为当时产生了对翻译人员的需求。我们看到,咸丰十年方才有第一道诏书准备接受学习“夷语”。同治元年京师设第一个外国语学校京师同文馆。同治二年初因李鸿章所请上海又设一外国语学校广方言馆。李鸿章请设广方言馆的理由是:

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恃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务,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乃以枢纽付若辈之手,遂至彼己之不知,情伪之莫辨,操纵进退汔不得要领,此非细故也。

各省重臣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和左宗棠和京师大臣恭亲王奕䜣和大学士文祥是一批最早意识到西方知识重要性的人。他们创设军工厂、翻译局、语言学校,派遣学生出洋、致力于吸收各种西方技术。但是在1884年福建马尾港打响中法战争之前,官僚中大部分人是反对学习西方知识的。陈康祺写道,当年同文馆聘西人为教授,传授“天文、勾股、造船、制器诸法”。据陈康祺说,“当创议初,枢府诸公,拟选阁部、翰林院五六品以下官,送馆肄业。御史张盛藻疏奏,天文、勾股宜令钦天监、五官正、天文生揅究,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考校,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部院庶僚,亦自以下乔迁谷为耻,迄今十余年,尚无儒衣冠入馆者。”

甚至在同治朝,一些有远见的大臣已流露出某些现代化的想法,但还无人敢公开提议变革科举制度。不过,到光绪元年就有人提出了激进的建议,但此建议即使在思想较开化的官僚中也极少有人赞同。后来成为科举制度批评者的王先谦曾写道,他当时“典试江西,为乡试录序,以为不必轻议”变更科举制度。后来他为自己早先的立场辩解时说:“吾前固云云矣。所谓不必轻议者,非当时之急务也。当时之要,唯在商务、海军。”

江南制造局内所设翻译局出版之书竟无人问津,这也可说明西方知识的不流行。中日甲午战争前的30年内,该局所译西方技术书籍只售出1.3万本,平均每年仅售出约400本。

据梁启超等人说,光绪十年后,人们对学习外国的态度略有转变,但反对势力仍很强大。1895年甲午战争才大大刺激了人们接受西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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