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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章太炎论读史: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

2019-11-01 22:04

章太炎先生是近代的一位国学大师,被胡适称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的“压阵大将”。他的一生,读书、革命、讲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说到革命,则先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堪称民国元勋,鲁迅先生誉之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说到读书,他博览经史,学问之富,一时无出其右。而讲学更是他的本业,一生 4次集中讲学,晚年在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门生遍天下,且多有成就。


章太炎学问专长在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小学,深得乾嘉学派精髓又有过之。作为学问家的章太炎,其学术态度,是“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态度。但他又有作为革命家济世救人的一面,这使得他自然而然要去关注家国天下以至人生中的种种现实,并发而为议论。这议论中,谈史、谈掌故,是一大内容。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他在很多演说中都鼓励国人尤其年轻人去读史。他本人尊崇晚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正是在阅读他们着作的过程中,萌生排满革命的思想,也就是所谓的“革命种子得之历史”。而时人也多认为他“神似”晚明遗老,如蔡元培先生在给他的挽联中就有“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这么一句。章太炎推崇他们既懂学问,又能办事的精神。

章太炎

在章太炎看来,“不读史书,则无从爱其国家”,“昔人读史,注意一代之兴亡,今日情势有异,目光亦须变换,当注意全国之兴亡。此读史之要义也”。因而不难理解,在1932年3月24日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在当时“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危难之秋里,他要刻意地强调“今日切要之学是什么?曰历史也”。他对青年学生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他认为读史可以“使阅者得知国家强与弱的原因,战争胜败的远因近因,民族盛衰的变迁,为人生处世所不可须臾离者”。他把历史比成“棋谱”,如果“据棋谱以下棋,善运用之,必操胜算;若熟悉历史,据之以致用,亦无往而不利也”。他痛恨当时有人昧于史实,竟有“弃了东三省”的论调:“附庸之国与固有国土本有区别,历史已详告我们。不幸今日上下竟有以附庸视东北三省,而盛唱‘弃了东三省’的论调,这就是不明史志的原故……考东三省原为中国固有的版图,汉谓之突厥,宋谓之辽金。汉去今日已远,姑不论,即以明清论之,明清两代东三省皆为我国固有之版图,今竟因不明史志而疑固有的国土为附庸之地,其害较不读经书为尤甚”。也正因此,他痛切地指出,历史之于国人来说,“就是我的掌故,我的家谱,他人得之虽然无用,而我不得不备此物,若欲为国效力,这本老家谱是非研究不可”,而“今之青年既知史志为切要矣,当视为新发现之宝物去日夜看他才好!”

国学不尚空言,要在坐而言者起而可行。十三经文繁义赜,然其总持则在《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孝经》以培养天性,《大学》以综括学术,《儒行》以鼓励志行,《丧服》以辅成礼教。其经文不过万字,易读亦易记。经术之归宿,不外乎是矣。经术乃是为人之基本。若论运用之法,历史更为重要。处斯乱世,尤当斟酌古今,权衡轻重。今日学校制度,不便于讲史,然史本不宜于学校讲授。大约学问之事,书多而文义浅露者,宜各自阅览。书少而文义深奥者,宜教师讲解。历史非科学之比,科学非讲解一步,即不能进一步。历史不然,运用之妙,在乎读者各自心领神会而已。正史二十四,约三千余卷;《通鉴》全部,六百卷。如须讲解,但讲《通鉴》,五年尚不能了,全史更无论矣。如能自修,则至迟四年可毕廿四史。今学校注重讲授,而无法讲史,故史学浸衰。惟道尔顿制,实于历史之课最宜。然今之教员,未必人人读毕全史,即明知道尔顿制便于学生,其如不便于教员何。《吕氏春秋》有《诬徒篇》,今日学校之弊,恐不至诬徒不止。诚可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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