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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宰辅制度研究其二:三省制与相权的强化

2019-10-23 03:24

治权被关进扯皮的“笼子”,那些作风硬朗的文臣感觉很不爽。熙宁年间,王安石就说:“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但宋神宗听则听矣,“笼子”照编不误,一方面重用新党搞改革,一方面又把旧党首领富弼的女婿冯京任命为枢密副使,后又提拔为参知政事,时时拖着荆公的后腿。

一、 宋代的三省制

宋代沿袭唐制,名义上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延续有宋一代,三省的含义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三省建立比较健全的机构并比较真正地投入运作,则是在神宗改制后的事情。

把权力关进“笼子”,庶几成了口头禅。

(一) 中书门下

宋代在神宗改制前,沿袭唐制,禁中设“中书门下”为宰相的治事之所,又称“政事堂”,在朝堂西面,题榜只曰“中书”,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平时简称“中书”,与枢密院并举,称为“二府”。并以他官判省事,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乾德二年(964)设参知政事以为宰相副职。

中书门下后设五房:孔目房、吏房、户房、兵礼房、刑房,总称制敕院,后又有生事房、勾销房,职官有提点中书制敕院五房公事、堂后官、主事、录事、主书、守当官等,熙宁三年(1070)增设中书逐房检正公事与中书五房检正公事,共同协助宰相处理日常政务,统称“宰属”。五房各设堂后官三员,俗称“堂吏”,是中书门下的主要职员,另设“都提点五房公事”。其他编制为:孔目房、吏房、兵礼房、设录事、主书、守当官四员;刑房设录事一员,主书三员,守当官五员;生事房设主书一员掌管,勾销房设守当官一员掌管;又设守当官二员掌管堂印(参见《宋会要·职官》三之二二、二三)。此外,隶属中书门下的主要机构有舍人院、起居院、差遣院、考课院、审官院、审刑院、礼仪院、官告院、通进司、银台司等等,替代原来尚书省的二十四司行使各种职能。

说白了,就是用制度来约束、监督权力人群。这方面,古人也在做。比如说宋朝,皇帝们看起来像是不错的匠人,也编了许多“笼子”,效果固然是有一些,但是,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怎么看怎么另类,有的甚至很逗。

(二) 三省的建构

宋代自始至终分设三省。然在神宗改制前,三省徒有虚名,没有或很少有实际职权。《山堂考续集》卷三○《官制门》云:“宋初三省,虽曰沿唐,而实异与唐。盖三省为空官,而以平章为宰相者,宋初制也。”朝廷于皇城之外设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中书省和门下省又称中书、门下外省(下省),仅“存其名”,不预闻中央政务。神宗改制后,三省才各自得以独立,行使职权。但是,很快许多机构功能又趋于合一。可以说,宋代沿袭唐中叶以来三省制的发展变化,名义上保留三省,实际上向一省制趋向发展。其间虽有神宗改制的反复,但这个大的发展趋势没有变化。

以享乐做“笼子”

1. 中书省

北宋前期,中书省仅仅是皇城外挂牌机构,不参预政务。神宗改制后,中书省成为宰辅机构的核心部分,宰辅的权力行使大体上体现为中书省的机构运作过程。神宗改制前,在“中书门下”机构中,宰相的核心权力是原来属于中书省的起草和发布诏令的职能部分,这也是“中书门下”简称“中书”的原因;改制以后,中书省始终处于权力的中心位置。

(1)职掌和职官:中书省职掌范围是处理日常政务,起草诏令并取旨,任命中下层职官等。设官十一:有令、侍郎、右散骑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谏议大夫、起居舍人、右司谏、右正言各一人。中书令官高不除,改制后,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另置中书侍郎以为副职。南渡后,只设左、右丞相,不设本省长官,逐渐恢复到神宗改制前的状况。

(2)机构设置:最初设八房:吏房,“主行授除、考察、升黜、赏罚、废置、荐举、假故、一时差官及本身杂务”;户房,“主行废置升降郡县、调发边防军须、给借钱物”;兵礼房,“主行郊祀陵、庙典礼、后妃、皇子、公主、大臣封册,驸马都尉、内命妇官封,科举考官、外夷书诏”;刑房,“主行赦宥(音又,宽恕意)、契勘刑狱,除授官贬降叙复”;工房,“主行计度营造、开塞、河防”;主事房,“主行受发文书”;班薄房,“主行百官名籍及具员之事”;制敕库房:“执行边炉供检敕令格式及架阁库”。元祐以后,拆兵礼房为二,增加催驱房“主行催驱在省诸房行遣文字稽违之事”和点检房“专点检诸房文字差失之事”,共有十一房。后又改主事房为开拆房。其中兵房仅“掌行除授诸蕃国王爵、官封”。军政之事归枢密院管理。

自两汉以来,渐渐的形成了中书省独尊的局面。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统领百官,总揽大政,所行使的职权大都同于中书省。宋真宗对宰相吕蒙正等说:“中书事无不总,赖卿等宿望,副朕意焉。”(《长编》卷四八)。神宗改制,有所变易。虽置中书省于门下省之下,但中书省因为是朝廷令所出之地,事实上仍然凌驾尚书、门下二省之上。哲宗即位初,曾试图改变中书独尊的局面,然在实际运作中,独尊的情况一直得以延续。中书独尊的局面就使得三省权力分配,有了轻重主次之分,也为三省的重新合一奠定了基础。

宋兴于五代之乱,那是一个“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时代,赵匡胤看得比谁都真切。短短五十三年,五个家族轮流上,八个皇帝被杀,下岗者更如走马灯。原因在哪儿?枪杆子决定印把子!不把兵权关起来,今天黄袍加身,明天说不定又被人脱下来。于是,赵匡胤开始编“笼子”。

2. 门下省

门下省前期名存实亡,仅仅是皇城外保留的挂牌机构,“主乘舆八宝、朝会位版、流外较考”(《宋会要·职官》一之一七)。门下省原来执掌的部分封驳权,归于通进、银台司下面专设“封驳房”。然宋初门下省承袭制度传统,封驳权还不至于全部失去,偶尔仍有类似职责的履行。神宗即位初,范镇知通进、银台司,范镇上言:“故事:门下封驳制敕、省审章奏、纠举违滞,著于所授敕,其后刊去,故职寝废。请复之,使知所守。”(《苏东坡集》卷三九《范景仁墓志铭》)。改制后,罢银台司,通进司隶属门下省,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门下省长官,居首相位置。其实际权力常常不如中书右相,但已经是朝廷两宰相之一。

(1)职掌与职官:元丰改制以后,门下省也成为实权宰相机构,职掌范围与职官设置也有了明确说法。门下省主要工作是审核上发之诏令、下呈之奏章、六部任命、断案等等,并保留档案。所谓“审而复之”。设官十一:侍中、侍郎、左散骑常侍各一人,给事中四人,左谏议大夫、起居郎、左司谏、左正言各一人。侍中官高不除,改制后,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另置门下侍郎为副职,南渡后,只设左、右、丞相,不设本省长官,逐渐恢复到神宗改制前的状况。

(2)机构设置:门下省所设 机构与尚书、中书二省对应,初共有九房:礼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皆视其房之名儿分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所上之事,以主行之,惟班薄、本省杂务则归吏房”;开拆房,“主行受发主事”;章奏房,“主行受发通章奏事”;制敕库房,“主行供检编录敕令格式,及拟官爵、封勋、黄甲,与架阁库”(均见《宋会要·职官》二之二)。元丰八年(1085)门下外省增设催驱房,掌检查、催促本省诸房文书按期限发送;元祐三年(1088)增设班薄房、点检房,掌百官名籍,检查诸房文书有无失误。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赵匡胤编的即是享乐主义的“笼子”:“人生苦短,如白驹过隙,你们……多积点钱,多置点田产房屋,……快活的过日子。我和你们结为亲家,彼此无猜,不好吗?”

3.尚书省

尚书省前期名存实亡,掌管朝廷部分礼仪之事。“尚书省尚书、侍郎至诸司郎中、员外,止与正官,以叙位禄,皆不职本司之事。”(《宋会要·职官》四之一)名义上,朝廷规定“国家每有大事,必集议于尚书省”,然往往流于形式,赴议者多为一些官职不重要者,“本省官自有三司副使已带职者,多移牒不赴”(《宋朝事实》卷九《官职》)。官署旧址在典国坊梁太祖旧第,太平兴国中迁往利仁坊孟昶旧第。

宋代官与差遣分离。尚书省六部基本上也是虚设,没有职能的机构,但又不可一概而论。尤其是宋初,沿袭唐五代制度,尚书省六部与后来的差遣重叠并行,官制设置比较紊乱,六部仍保留一定的行政职能。只是随着北宋社会的逐渐稳定和差遣制度的逐渐完善,六部的行政职能才渐渐被完全剥夺,机构完全虚化。

北宋前期,中央政府机构设置重叠,行政效率低下,许多官员将弊病归结到尚书省的有名无实,提出恢复尚书省的要求。在神宗改制前,几乎已在朝野达成了普遍的共识。神宗改制后,尚书省六曹二十四司转为职能单位,尚书省也成为名义上的宰相机构,且以尚书省都堂为政事堂,宰相们议政、决策于此,徽宗曾赐尚书省手诏曰:“尚书,政事之本”(《宋会要·职官》)四之一五)。神宗又于元丰五年,在大内之西建尚书新省,“自令、仆厅事下至吏舍,为屋四千楹有奇”。有都省、令庭、左仆射庭、右仆射庭、左丞庭、右丞庭,三省办公处所皆在于此。尚书省成为总理朝政的机构。不过,尚书省长官由中书、门下二省长官兼任,尚书省不免与中书、门下二省呈现合二为一的倾向。

(1) 职掌和职官:元丰改制后,尚书省有了相当的职掌和机构设置。尚书省属下的六部,是中央政令的具体实施和执行机构,神宗总结其职能便是“尚书省承而行之”。设官九位:尚书令,左、右仆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各一人,尚书令官高不除;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二省长官,为宰相;左、右丞为副宰相。

(2)机构设置:尚书省机构设置有十房: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各视其房之名分掌六曹诸司所行之事”;开拆房:“主受发文书”;都知杂房,“主行进制敕目、班薄、具员赏功罚罪、都事以下功过迁补、及在省杂务”;催驱房,“主行钩考六曹稽失”;制敕库房,“主行编类供检令格式、简纳架阁文书”(均见《宋会要·职官》四之四)。后增设点检房、奏抄班薄房等,各房之上,设尚书省左右都司,“掌受付六曹诸司出纳之事,而举正其稽失,分治省事。左司治吏、户、礼、奏钞、班薄房,右司兵、刑、工、案钞房,而开拆房、制敕、催驱、封桩、知杂印房则通治之”(《宋会要·职官》四之一九)

与此同时,他还对制度进行细化。军队的指挥权被他一分为三,谁也别想轻易调动部队;特别是将带兵权与指挥权分开,最为有效,带兵的无权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无权带兵。如此一来,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几乎为零。

(三) 三省的再度趋同

三省制再度趋同,是元丰改制后宰相机构的演变方向。此后,宋代宰相制度最终完成了从三省制到一省制的转变。

这也是宋代重文抑武的源头。风气一开,武将集体蔫菜,兵权没了,地位亦每况愈下,只能生活在享乐的“笼子”里。《宋史》载,名将曹彬做枢密使时,路遇文臣车马,要“引车避之”。韩世忠曾议买新淦官田,高宗闻之大喜,特赐御札,把这块田赐给他,前提是----卿把兵权交出来吧。不愿意?弄个莫须有出来整死你,岳飞是个血的教训!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1. 三省制的不合理性

三省制的发生和发展,并不是同时出现,并举并重,而是各领风骚,相互排斥的。政归中书,尚书省便有被逐渐架空的危险;侍中参政,便分割了中书的权力。在隋代之前,并不存在着地位对等的的三省制,所以此前三省制的弊端也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至隋朝,方企图建立均衡的三省制,唐初沿袭之,三省制的弊端才彻底暴露出来。因此,三省制内部就进行者自我调整,很快就向着二省或一省制演化。北宋前期官僚,离唐初完整的三省制已约有三百多年,他们对这项制度的理解有许多隔膜之处,他们要求恢复三省制,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厚古薄今”保守思潮的体现,当时,还有提出干脆恢复到秦汉古制的。

三省体均,平分事权,相互制衡,始终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但在实际过程中,不可能完全真正体现。如果真正做到三省体均,必然又加重相互扯皮、推诿搪塞、效率低下等机构官僚病。即使一定程度的体现,也必然相互争权,使彼此间的矛盾日益趋于尖锐化。于是,在实际操作中,便有所调节,中书省地位依然独尊,“政柄尽归中书”,以减少三省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机构官僚病。这既是二省争权的结果,也是实际操作过程中机构所发挥的一种自然调节功能。其后,也有权归左相或合二相于一人的时候。但是,神宗重新确立三省制、分割事权的旨意同样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实施。其中,因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二省长官,尚书省自然很容易与其他二省取得一致的步调,三省之间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中书和门下的相互争权夺利之中。

同时,因为将原来的中书门下的职权一分为三,冗官问题非但没有解决,甚至有所增加。元祐三年(1088),翟思上言说:“今天下之事,其烦简多寡,盖无异于改制之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而为四五;昔以一吏而主之者,今增而为六七。故官愈多而吏愈众,禄愈广而事愈烦。每朝廷文移下尚书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监,又下所领库务。自下而达上者亦然。”(《山堂考索续集》卷二九《官制门》)改制欲简省管理的目的,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

以扯皮做“笼子”

2. 三省制的趋同演变

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弊端,促使三省制再次发生变化,趋同合一。

三省制再度趋同演变的第一步是由三省分班奏事改为三省合班奏事。神宗改制,三省各行其是,由皇帝统一操纵,实际上是分割宰相的事权、扩大皇权的一种措施。神宗去世,哲宗以8岁幼龄登基,当然无法如神宗似的指挥三省,尚书左丞吕公著即上言说:

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事无不总,不专治省事。国朝之制,每便殿奏事,止是中书、枢密院两班。昨来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僚及兴革废置,先中书省取旨,次门下省审覆,次尚书省施行,每各为一班。虽有三省同上进呈者,盖亦鲜矣。此盖先帝临御岁久,事多亲决,执政大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当时为可行。今来陛下始初听政,礼须责成辅弼。……令三省执政官同上奏禀,退就本省,各举官制施行。(《长编》卷三五八)

吕公著的建议被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接受,诏“应三省合取旨事及台谏章奏,并同进呈施行”。三省合班奏事,更需要的是三省长官的协调合作,而不是皇帝在其间的操纵把握。由于尚书省左、右仆射兼中书门下省长官,实际上只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合班奏事。北宋后期,宰相奏事往往称“中书、门下省言”。

三省再度趋同演变的第二步是中央出现独相的格局,左、右仆射只设一位,三省权力在实际上逐渐归拢到一个核心。这种格局首先出现在哲宗时期,中央只设左仆射,由章惇出任。不过,哲宗信任知枢密院事曾布,遇事多与曾布商议,唯一的权力核心尚未形成。至徽宗政和二年(1112),蔡京以太师兼总三省,号为“公相”,“总理三省众务,使宰辅丞弼殆成备员”(《宋朝事实》卷三《诏书》),三省权力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合并为一。随后徽宗后来又恢复了神宗制定的三省制度,但蔡京等人的所作所为,使三省合一在现实操作中成为可能。

三省再度趋同演变的第三步是中书和门下二省合并为一。三省分设,中书出令,尚书执行,二者之间无太多的矛盾。中书出令,门下驳议,二者之间则往往容易出现相互争执、争持不下的局面,中央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就自然会降低。如果是朝廷有要事、急事,这种争持必然会贻误战机。在皇帝与二省大臣的讨论中,对中书与门下的制衡关系也时常出现“虑成重复”的顾忌。于是,在具体操作中便有所调节。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改制前,大臣们零零散散地提出恢复三省制的要求,没有听到不同的意见,慢慢达成朝野共识;改制后,宰辅和其余臣僚却迅速集体提出合并主张,马上达成共识。这说明恢复三省制确实是不切实际的。

机构重叠,效率低下,在和平时期还可以勉强对付。战争岁月,戎马倥偬,军务、政务往来频繁,就亟待改变这种状况。宋史南渡初年,李纲为相,上书言十事,其一曰:“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宋史·李纲传》)明确提出一省制的建议。吕颐浩也上书主张三省合一。《宋史》卷一六一《职官志》载:“建炎三年(1129)指挥,中书、门下省并为一。”门下省因此不复存在。此后,门下省职官虽还存在,但已极少行封驳之权力。建炎三年的三省合并,宣告了三省制的寿终正寝,自此再也没有帝王试图恢复过。

神宗变革官制前,废除重叠的临时性差遣机构,恢复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职能,这对机构设置的规范化是有好处的,而且,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行政职能分工也比较合理妥善。所以,南宋初期再次合并三省,就不再设北宋时期那些依附于中书门下的重叠机构,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的建制和职能得以保存,这是北宋前期官制最大的不同之处。即使是明代废除宰相,六部的分工建制和部门职能仍然得以延续,且一直绵延到晚清。

“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之。”

6095.com,3. 三省制演变的原因

三省制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应该从中央行政的内部权力构成和帝权的此长彼消等角度来分析观察。相权和帝权,两者的基本目标是一致的,即正常的、有效的发挥中央权力机构的领导作用,治国安邦,以求国泰民安、天下大治,保证一姓王朝的代代相传。两者的基本关系式要求在帝权的有效控制下,更好的发挥相权的作用。然而,相权与帝权之间的矛盾,任何一方的膨胀即意味着另一方的削弱,呈现的是此长彼消的态势。

相权的膨胀,大约有两点原因:第一,宰相的才干超越帝王的才能。历代皇帝都是凭借血缘关系一脉相承,具有相对的不可选择性;宰相则往往是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中磨练出来的佼佼者,他们熟悉官场,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第二,宰相机构一经健全、投入运作,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没有皇权控制的情况下,也将依据惯性自行运转,其对皇权的离心率将越来越大。

相反,当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位是,他们总是要扩张皇权,削弱相权,以增加自己对中央集权的控制力,以便施展自己的宏图,贯彻自己的个人意志。三省制的分而复合、合而复分,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皇权与相权之矛盾统一和力求提高行政效率、加强中央集权之追求两个方面。

两宋许多皇帝都说过类似的话。看起来文臣的境遇要比武将好一些----治权在手,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绝非诳语。但是,等待他们的同样也有“笼子”,其要旨即是扯皮。

二、宋代相权强化的原因

宋代宰相有多大权力,与前后朝相比,究竟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这一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史学界以往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宋代相权缩小了,宋代把军权分给枢密院,财权分给三司,设审官员分宰相的用人之权,同时,宰相还要接受台谏的严密监督,在中书门下又分设参知政事,以牵制宰相,所以,宋代宰相的权力已经萎缩到令人难堪的地步。钱穆的《论宋代相权》就持这种“宋代宰相权弱”的观点,以后史学界所论大致沿袭这个观点,几成定论。近十几年以来,部分学者在认真排比了宋代第一手史料后,得出完全相反的意见。如王瑞来先生在《宋宰辅编年录研究》(代序)中总结说:“在不断与皇权抗争中,宋代的相权总的看比任何一个朝代都重要。有宋三百年的政治舞台,基本上由这群掌握实权的宰辅导演的,而皇帝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尊贵的偶像而已。”张其凡先生考察宋初中书事权之后,得出相权强化的结论,《宋初中书事权初探》说:“中书的权力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

上述两种意见,都是从皇权与相权对立的角度观察史实。张邦炜先生则改从两者统一的角度考虑问题,认为宋代皇帝的最高统治权和宰相的最高行政权是相辅相成的。“宋代的皇权和相权都有所加强。”这种意见很具有启发性,真宗曾对宰相等说:“上下和睦,同济王事,忠孝之诚,始终如一。”宰相张齐贤等回答:“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上下一体,岂有不同其心而能济国家政事者哉。”(《长编》卷四三)宋代帝王与宰相在许多时期内确实基本上做到了“上下一体”,所以,两者的地位和权力都得以加强。宋代“积贫”、“积弱”,在强敌的环拱之下依然能存在三百多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君臣的同心同德。翻检两宋史料,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两宋基本上没有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乱政之事发生,只有权相架空皇帝,独揽中央大政。这个简单的事实以最简洁的方式证实了宋代相权的强化。

全面排比两宋史料,就能发现宋代在不同的时期或皇权和相权都得到强化,或相权过渡膨胀,确实削弱了皇权,不可一概而论,但以前一种情况占主导地位。形成这样一种现象,首先必须推究其变化的历史起因。

扯皮这个词,不好听,如今还有胡搅蛮缠、没原则、扯后腿等引申意。但就管理学而言,它却有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宋代皇帝称它叫“异论相搅”,即同时起用派系不同、政见不同的大臣,以相互牵制。

(一) 与士大夫治天下

宋代相权强化的最根本原因是帝王做出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抉择。柳诒徽先生说:

“盖宋之政治,士大夫之政治也。政治之纯出于士大夫之手者,惟宋为然。故惟宋无女主、外戚、宗室、强藩之祸,宦官虽为祸而亦不多。”(《中国文化史》第516页)。

宋代开国帝王,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选择,将士大夫群体作为唯一可以信赖依托的对象。这种治国方针,固定为“祖宗家法”,为历朝皇帝所遵循。

帝王们“以史为鉴”,总是对实践距离最近的一个朝代的历史记忆最深。宋代统治者面对的是曾经强盛繁荣、疆域辽阔的的大唐帝国,这个帝国后期又曾经陷入战火遍野、四分五裂的局面,绵延至五代十国,更是政权更换频繁,“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究其原因,无非是其武人跋扈、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割据一方。宋代的建国、治国方针政策,几乎都是针对唐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建立制定。太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知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太祖认为,最次的文臣也要优于武臣。所以,太祖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皆见《长编》卷七)。显然,太祖将信任给予了文人士大夫。

宋代开国皇帝帝王既对武人深具戒心,便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文抑武”,充分信任文人士大夫,在各种岗位上委文人士大夫为重任,甚至地方统率之职责与中央军事首脑枢密院长官也由文人士大夫充任。宋太宗以后,逐渐形成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的定例。

“以文抑武”基本国策的贯彻实施,在宋代培养起一种轻蔑武人的观念。尹洙曾比较说:“状元及第,岁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而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儒林公议》)。

宋代帝王倚重文臣,以文治国,便有了一系列的尊崇文人士大夫的措施出台。首先,是改革科举制度,拓宽文人的发展道路。宋代科举彻底取消了门第限制,同时废除“公荐”制度,推行弥封、誊录之法以严格考试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了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录取名额也大量增加,宋真宗时一次录取竟达1638人之多,宋仁宗时又规定一次录取以400人为限。进士及第,即释褐授官,升迁极快。《宋史·宰辅表》列宋宰相133名,科举出身者高达123名,占92%。状元及第,更是荣耀无比,荣华富贵,指日可待。其次,宋代统治者宽厚待士。宋太祖曾立下誓碑,不许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北宋没有诛杀大臣之事,南宋有但依然极少。再次,宋代统治所依赖的是位于权力核心的中枢大臣,因此大臣俸禄十分丰厚,为官收入名目繁多,有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加俸(包括职钱、傔人、衣粮、傔人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各种添支及爵勋供给)、职田等。所以,清人赵翼有“宋制禄之厚”、“恩逮于百官惟恐其不足”之说。

宋代统治者做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决策,还基于对士大夫阶层本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坚信士大夫阶层的绝对可靠性,这个政治群体只能依附皇室,发挥他们的政治作用。隋唐以后重科举取士,为中下层的寒族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方便之门。不过,隋唐之际氏族还有相当势力,经过唐末五代的扫荡,士族势力荡然无存,加上科举考试公平原则的具体贯彻实施,来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受益者。这一大批出身贫寒、门第卑微的知识分子能够进入核心阶层,出将入相,真正肩负起“治国平天下”的历史使命,完全依靠朝廷大力提拔,因此他们对宋王室感恩戴德,誓死效忠,即使仕途屡遭挫折,也此心不变。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文人士大夫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意识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从政的主体精神,与前代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意识有很大的差异。

特别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人士大夫出身卑微,没有世家势力作为社会背景,故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他们一旦被罢免,就不再对朝政发挥影响,如果不是皇帝对老臣的恩惠,他们甚至在朝廷中不会留下太多的政治根基。这与魏晋以来的门阀世族士大夫阶层的作为大相庭径。东晋时,王、谢诸世家的势力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即使家族中屡出叛逆罪徒而被朝廷剿灭,也不影响家族势力的延续。

宋代史实已充分证明了帝王抉择的正确性。北宋学者邵雍称当代有五大超越前人的盛事,其一是“百年无心腹患”(《邵氏闻见录》)卷一八),即没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对赵宋皇位构成威胁。赵宋王朝是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外族入侵势力所颠覆,从王朝内部来说,横亘两宋三百多年时间,始终没有一股政治势力膨胀到足以威胁赵宋皇位的稳固。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将宋代视为“看不见篡夺”的时代。虽然在南宋分别经历了苗刘叛变、光宗禅让、密杀韩侂胄等类似“宫廷政变”的篡权,但实际上在这几次事件中士大夫对宋王朝恰恰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稳固作用。

徐度《却扫编》云:“国朝中书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当然也有其他状况,不过独相为大的局面极少。宋代皇帝大多深谙此道,多设几个宰相,让他们吵架去,自己好火中取粟,稳坐裁判交椅。如宋真宗一边升任王钦若为宰相,同时又任命与其政见不同的寇准为相,还说:“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昏庸如宋徽宗者,亲政之初也知道实行所谓“邪正杂用”,旧党韩忠彦、新党曾布同时为相,更是典型的扯皮“笼子”。

(二) 对后妃、外戚、宗室、宦官的抑制

宋代以前,后妃、外戚、宗室、宦官等政治势力都曾经在政坛上独领风骚,并给中央政治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直接导致一个王朝的最终覆灭。汉代一开始就有吕后专权、吕氏外戚跋扈的动乱,绵延至东汉,宦官和外戚交替把持朝廷大政,外戚又依仗后妃的势力兴风作浪。西晋则亡于皇族宗室的“八王之乱”。被宋人视为最直接的借鉴的是大唐王朝,上述四种政治势力都曾经作乱一时。论宗室之祸,兄弟、父子相残或反目成仇屡见不鲜,如唐太宗兄弟、唐玄宗父子、唐顺宗父子等等;论后妃之祸,武后、韦后的专权几乎颠覆李唐王朝;论外戚之祸,杨国忠曾成为“安史之乱”的直接导火索;论宦官之祸,唐后期帝王的拥立、生杀大权皆操纵在宦官手中,他们也是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这一幅幅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给宋人以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这四种政治势力同样深具警惕之心。《邵氏闻见后录》卷二O载:

仁宗帝问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官、宫妾不知其姓名者,可充其选。”帝怃然,有间,曰:“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

对此,皇帝与士大夫之间也是达成了共识的。元丰年间,吕公著对神宗说:“自古亡国乱家,不过亲小人、任宦官、通女谒(音业)、宠外戚等数事而已。”神宗深以为然。(《长编》卷三O三)所以,宋代帝王对这几种政治势力采取极力抑制的方针政策。这种抑制的结果,就造成了士大夫势力的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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