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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6095.com

2019-12-01 04:36

 

[68]彭适凡主编.宋元纪年青白瓷[M].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观音阁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北郊3公里处的昌江东岸,是迄今景德镇保存较好的明清窑址之一,2007年9 – 12月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其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揭露了一批明代晚期瓷业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的明代民窑瓷器,以青花瓷器为大宗,另有白釉、蓝釉、紫金釉、黄釉、青花红绿彩、红绿彩瓷器等,对于研究景德镇明代中晚期民营制瓷手工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易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成都 610071)

●考古新收获

2002-2005年,为深入研究明清御窑,全面复原御窑的生产面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江西省有关单位对御窑址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48],证实珠山北麓在明代初年也是御器厂烧造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所出土的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瓷器的制作工艺、复原当年御器厂生产面貌等亦有重要学术价值。

宋代官窑的主要特点——兼谈元汝州青瓷器    秦大树   (59)

耀州窑。

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修内司窑”铭款荡箍的化学成分分析    崔剑锋、吴小红、唐俊杰   (87)

[14]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邢窑遗址调查、试掘报告[M].考古学集刊,[M].文物出版社,2004.

 

80年代浙江省文物普查,对慈溪上林湖、古银锭湖等窑址进行田野调查,重点单位还作了测量记录,在上林湖窑区共发现东汉至宋的古窑址120余处,采集了大量标本,这也是有史以来对越窑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为深入的考古调查,大致摸清了浙东地区古窑址的基本情况,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青瓷与越窑》[9]。

 

对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的定名、东汉中晚期出现的成熟瓷器都得到了文物考古及硅酸盐学界的普遍认可,各地的考古工作也初步建立起了东汉后期至明清我国瓷器手工业发展的纵向体系。近年随着各地考古工作的开展,文物工作者在江西、浙江等地相继发现一批烧造原始瓷器的窑址,江西清江吴城及鹰潭角山还发掘出土了商代时期的龙窑,由此进一步证实我国瓷器的萌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并明确了原始瓷器是在南方地区烧造的说法[7]。1983年,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共清理窑址7处,其中完整龙窑1座,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标本,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长沙窑》,书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况。[97]赵光林、张宁.金代瓷器的初步研究[J].考古。

江西浮梁凤凰山宋代窑址发掘简报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浮梁县博物馆   (25)

[74]出光美术馆、故宫博物院编著.陶瓷之路——中国、日本、中东、欧洲之间的陶瓷交流[M].出光美术馆,1989.

陶瓷考古与研究专辑

[91]余家栋.江西陶瓷史[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007年10月 – 2008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德清县博物馆对亭子桥窑址进行了发掘。共揭露出7个窑炉遗迹,出土了大量的原始瓷器和窑具。其中原始瓷器多为仿青铜器的礼器和乐器,包括鼎、罐、尊、盘、匜、豆、瓿、盆、鉴、提梁壶等礼器,以及甬钟、錞手、句鑃、鼓座、缶等乐器。这表明,这是一处战国时期的窑址,专门烧造仿青铜器的原始瓷器。为越国王室和上层贵族烧造生活与丧葬用瓷。

数十年来,各地纪年墓葬、塔基及其他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材料已有相当的积累,带明确纪年款识的作品也时有发现,其中归属于某些窑口或类型的纪年物便自成序列,这些都有助于更准确地摸清和掌握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各个环节和脉络。1994年,俞永炳即收集了宋辽金共计211座墓葬和11座塔基出土物,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的陶瓷面貌[66]。2004年,刘涛利用大量出土材料及国内外公私收藏品,分别对定窑、耀州窑等六个窑口及“磁州窑类型”瓷器、青白瓷、辽代瓷器作了个案研究,同时就学术界尚未澄清的几个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67]。此外,这一阶段里另有《宋元纪年青白瓷》[68]、《浙江纪年瓷》[69]等成果问世,个别窑址的发掘报告中还附录有相关的纪年瓷器资料。

关于括囊砚的再讨论    江小民   (76)

[90]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浙江德清亭子桥战国窑址发掘简报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清县博物馆   (4)

[2]罗常培.《瓷器与浙江》序[J].载紫禁城出版社编.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M].紫禁城出版社,1997.

陕西高崚出土的东汉建和三年朱书陶瓶    刘卫鹏   (82)

[10]沈岳明.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谈起[J].中国古陶瓷研究,[M].紫禁城出版社,1997.

 

杭州乌龟山窑址早在20世纪初已为人发现,50年代时曾进行过小规模试掘。1985-1986年,文物考古单位对该窑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窑炉1座,复原瓷器23类共70多种型式,涵盖了宫廷生活所用的全部器皿,进一步确认此处便是文献中记载的“郊坛下官窑”。发掘者推断此窑兴建于南宋迁都临安之初,停烧于南宋末年[33]。

 

[3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待刊.

 

[59]罗宗真、张志刚等.扬州唐城出土青花瓷的重要意义[J].中国古陶瓷研究[M].科学出版社,1987.

江西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窑址发掘简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   (39)

关于西夏的陶瓷器,过去一直鲜为人知。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宁夏博物馆对位于银川西夏王陵区以东一处烧造建筑构件的窑址作了调查试掘[44]。此外,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西夏时期城址及窖藏中也有零星的陶瓷器出土,当时研究西夏史的专著里即对西夏陶瓷业的存在予以了肯定。1983年11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会同宁夏博物馆对位于灵武县的瓷窑堡窑址进行了调查,1984-1986年社科院考古所又进行了三次发掘[45],清理出窑炉、作坊一批及大量瓷器残件,初步揭露了西夏、元代两大层的瓷器面貌,进一步确认了西夏所存在的陶瓷手工业。另一处西夏窑址灵武回民巷窑曾于1987年做过调查,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窑址进行了首次发掘[46],证实其与瓷窑堡窑时代相当,均在西夏中期前后。通过分析比较,二窑产品多受到来自宋代陕西、河北一带诸窑场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如前所述,我国的陶瓷考古与研究从20、30年代起就一直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传统考古学方法,二是现代自然科学手段。近三十年来二者结合发展的趋势尤为明显,两个方向的研究者都更加注重吸收对方的研究成果,不少的大型发掘报告即在此基础上编写而成。另外,这时期里由李家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问世,代表了我国古陶瓷科技研究的综合成果[93]。与此同时,更多的学科知识被引入到古陶瓷研究中,如1982年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便广泛地运用了考古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美学等多门学科,并结合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材料,体现出中国陶瓷考古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分支。

 

[6][8]相关问题可参见秦大树.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J].文物,2007,.

●研究与探索

[7][93]李家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M].科学出版社,1998.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的陶瓷考古发现颇丰,围绕这些发现而展开的研究也逐步深入和细化。本文拟对主要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初步展现三十年间我国陶瓷考古的整体面貌。

目录

[7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M].文物出版社,2004.

 

[34]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J].文物,2002,;杜正贤.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M].文物出版社,2002.

●陶瓷赏析

[23]禚振西.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J].考古与文物,1989,;禚振西.柴窑探微[J].收藏家,2001,.

       宋代官窑是在北宋末期形成的特定窑口,代表了始于宋代的一种新的制瓷业中生产管理体制——御窑。老虎洞窑的发掘证实了其就是南宋的修内司官窑,根据发掘整理资料并对有关文献再度诠释可得出如下结论:宋代官窑是由官府建立、由内官管辖的专门生产礼制性活动中使用器物的窑场。由于这类用器有严格的尺寸规定,所以采用模制成型的方法制作。对生产中的次品,采用集中瘗埋的方式处理。而张公巷窑则不是北宋官窑,它是金元时期生产类似汝窑器物的青瓷窑场,元代至元年间成为为官府生产礼制性器物的官窑。

[95]如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科技考古

近30年来,我国的陶瓷考古研究成果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而方法上的成熟也进一步确立了陶瓷考古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长沙窑是中唐时期兴起的著名外销瓷窑,其产品多样,所烧造的釉下彩瓷器极具特色。窑址自1956年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1983年,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共清理窑址7处,其中完整龙窑1座,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标本,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长沙窑》,书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况,为研究该窑的烧造历史和内外销问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18]。目前学界对长沙窑彩绘技法有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我国的瓷器是釉上彩与釉下彩交织而重复出现的,长沙窑釉下彩的产生无“首创”可言;其二,认为长沙窑彩瓷很可能是釉上施彩高温下一次烧成的产物[19]。

陶瓷发展史的系统总结。

唐三彩是对唐代低温釉陶器的总称。建国以来西安、洛阳等地唐墓及其他遗址中都出土过为数众多的三彩器,但直到80年代,烧造三彩的窑址还仅发现巩县窑一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唐代三彩器的研究。这之后在河北邢窑、陕西铜川黄堡窑又陆续发现有三彩的烧造,近年于唐长安城醴泉坊[62]、山西浑源界庄[63]等地都找到了烧三彩的窑址。这些新的材料丰富了人们对唐三彩的认识,也纠正了过去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误解。如现在认识到三彩器至公元7世纪就已出现,盛唐后继续生产;唐三彩不仅有明器,也有日用品;其胎料与同窑的白瓷相同或相近,烧造温度在1100~1200度之间,而且玻化程度较高,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属于瓷的范围。唐三彩输往东北亚、东南亚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但是否输往过西亚与北非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80年代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对斯里兰卡曼泰、伊拉克萨马拉、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唐三彩及萨马拉出土的白瓷进行了测试,结果与萨马拉所产三彩和青花陶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大差别,从而证实唐三彩曾出口到这一地区,并对当地陶器产生了影响[64]。此外,不少学者还对渤海国遗址所出三彩釉陶器与中原唐三彩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65]。

[75]谢明良.记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国瓷器[J].美术史研究集刊,2002.

[67]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M].文物出版社,2004.

[4]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M].北平文奎堂书庄,1934.

[26]郭学雷.明代磁州窑瓷器[M].文物出版社,2005.

[97]赵光林、张宁.金代瓷器的初步研究[J].考古,1979,;彭善国.北方地区金元瓷器的初步研究[J].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5;刘涛.宋辽金纪年瓷器[M].文物出版社,2004.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05.

[69]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M].文物出版社,2000.

[48]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市明清御窑遗址2004年的发掘[J].考古,2005,;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景德镇市明清御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7,.

[6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界庄唐代瓷窑[J].考古,2002,.

[4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02.

古陶瓷内外销问题研究。

[96]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路菁.辽代陶瓷[M].辽宁画报出版社,2003.

[4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四川省邛崃市大渔村窑区调查报告[J].成都考古发现[M].科学出版社,2007.

[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遗址调查与试掘报告[J].考古学集刊[M].文物出版社,2004;彭善国.试析“盈”字款瓷器[J].考古与文物,2007,.

唐三彩研究新进展。

专题研究的增多。

[31]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J].考古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罗慧琪.传世钧窑器的时代问题[J].美术史研究集刊,1997;余佩瑾.钧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故宫收藏的钧窑瓷器谈起[J].故宫学术季刊,1999.17,;刘涛.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J].文物,2002,.

对成熟瓷器出现时间的重新审视。

[70]刘洋.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古外销瓷研究回顾[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

[87]《四川古陶瓷研究》编辑组编.四川古陶瓷研究:[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四川古陶瓷研究》编辑组编.四川古陶瓷研究:[M].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

[6095.com,29]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J].文物,1975,.

[88]周世荣.湖南陶瓷[M].紫禁城出版社,1988.

[77]秦大树.拾遗南海补阙中土——谈井里汶沉船的出水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

[2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J].文物,2001,.

[11][57]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寺龙口越窑址[M].文物出版社,2002.

80年代以前对禹州钧台窑的发掘,曾基本明确了院藏“官钧”的窑口问题,根据某些窑址共存物,发掘者把这批钧瓷的年代定为北宋,并推断钧窑的陈设类器物当与徽宗时期宫廷对“花石纲”的需求有关[29]。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亦指出其烧造鼎盛时期在北宋后期,其本身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30]。然而在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可靠的纪年宋钧材料,而墓葬及窖藏出土钧瓷的年代大都集中在元代。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钧瓷,也只见于金代墓葬中,更有学者认为所谓“官钧”的年代可能要晚到元或明初[31]。为了弄清钧窑创烧时间及发展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01年至2002年对位于禹州神垕镇的刘家门钧窑址进行了发掘,进一步推定该窑址创烧于北宋末的徽、钦时期,历金、元二朝,至元末明初停烧,并再次确认钧窑“代汝而起”[32]。尽管如此,对于钧窑的年代及其性质,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80年代以前文物工作者对湖南长沙窑的试掘以及对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长沙窑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釉下彩的重要材料。同时期扬州唐城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后来称之为“唐青花”的瓷片材料,亦被认作是釉下彩的产物。两地的发现都提供了一个线索:我国瓷器中的釉下彩技法起源于唐代。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接受,8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陶瓷史》即对此持肯定态度[52]。1983年南京长岗村5号墓出土的一件釉下彩绘青瓷盘口壶,首次有可能将这一技术由唐代提前到三国后期[53],但之后很长时间里由于没有新材料出土,这一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02年以后,南京六朝都城内的三个地点又先后出土一批孙吴时期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54],其装饰手法也与1983年发现的一致,所运用的釉下彩绘技法已显得比较成熟。限于目前的出土材料仍显不足,相关的研究也有待深入,但对于我国釉下彩技术的起源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92]秦大树.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J].文物,2007,.

秘色瓷问题。

[16]谢明良.有关“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义的几个问题[J].台北:故宫学术季刊,1987.5,;陆明华.邢窑“盈”字及定窑“易定”考[J].上海博物馆集刊——建馆三十五周年特辑[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吕成龙.“翰林”、“盈”字款白瓷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

[65]李红军.渤海遗址和墓葬出土的三彩器研究[J].文物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5年会论文集[M].黄山书社,1995;冯浩璋.唐代渤海国釉陶三彩器初探[J].考古,1999,;彭善国.试析渤海遗址出土的釉陶和瓷器[J].边疆考古研究,2006,.

[32]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03,.

[54]王志高、贾维勇.南京发现的孙吴釉下彩绘瓷器及其相关问题[J].文物,2005,.

关于耀州窑五代地层的年代问题也是这时期受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都依据大量的墓葬出土材料,对以往被比定作“柴窑”[23]的五代耀州窑产品之年代予以了详细论证[24]。

长期以来人们对磁州窑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宋元时期,对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磁州窑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对这时期窑址所做的工作也较为薄弱,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明代磁州窑的认识仍非常有限。近年来对这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最新的研究通过出土及传世器物结合相关文献,新确认了一大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并对其产地、品种、流行年代及产品地位等方面问题做了较充分的考证与论述[26],丰富了磁州窑课题的研究内容。

[84]施静菲.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在国内市场中的角色与性质[J].美术史研究集刊,2000,.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进行试掘,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20余件,首次将该窑址确定为汝官窑,引起国内外陶瓷学界的关注[27]。随后同单位又分别于1988、1989、1998和1999年对窑址进行了第二至五次考古发掘。1999年在第四区钻探试掘中,找到并确定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及作坊等设施,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窑具,尤其是发现了相当数量传世汝瓷中不见的新器形,丰富了人们对汝瓷产品的认识,并从地层上揭示了天青釉汝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民用青瓷的关系,确认了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官窑性质,同时结合年号钱币初步推断了汝官窑烧造的大致年代[28]。

[12]河北临城邢瓷研制小组.唐代邢窑遗址调查报告[J].文物,1981,.

西夏瓷窑。

辽代瓷窑。

[66]俞永炳.宋辽金纪年墓葬和塔基出土的瓷器[J].考古,1994,.

[44]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缸瓷井西夏窑址[J].文物,1978,.

[19][64][73]马文宽.中国古瓷考古与研究五十年[J].考古,1999,.

[42]转引自彭善国.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示出该窑从五代末创烧,历经宋金,至元代停烧的历史,共清理9座窑炉和大型石碾槽,出土的大量仿定及低温釉瓷器也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发现[25]。其中红绿彩瓷、翠蓝釉器虽发现较少,但极为珍贵。这些都为研究观台窑的制瓷工艺,生产能力及分期断代提供了宝贵材料。另外,发掘者对国内外相关资料做了全面的收集与综合研究,这不仅对观台窑而且对整个磁州窑系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47]炎黄艺术馆.景德镇出土元明官窑瓷器[M].文物出版社,1999;马文宽.中国古瓷考古与研究五十年[J].考古,1999,.

[1]王光尧.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代《南方文物》“土与火的艺术”专栏主持辞[J].南方文物,2008,.

[39]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资料,待刊.

[13]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河北内丘县邢窑调查报告[J].文物,1987,.

[5]冯先铭.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M].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

[55]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J].文物,1988,.

钧窑。

川渝地区的烧瓷历史可追述到南朝至隋代,延续至宋元之际,其生产体系大约可区分为:以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青釉彩绘瓷窑场;以彭州瓷峰窑为代表的白瓷窑场;以广元窑、都江堰金凤窑及重庆涂山窑为代表的黑瓷窑场。

[58]南京博物院等.扬州唐城遗址1975年考古工作简报[J].文物,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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