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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5.com:书法的历史与历史的书法

2019-11-16 14:29

近期,《书法导报》连载了姜寿田先生关于书法史学的札记,并陆续刊发了一些学者、书家关于书法史学的论稿,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学人》丛刊上开展的关于学术史的笔谈,在回读陈平原、葛兆光、刘东、陈燕谷等学者的那些精彩的论述时,发现事实上就学术史——这一问题本身而言,笔谈并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谈者依然基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其中自然不可避免生成了很多分歧和相悖,可是恰恰因此,反而彼此给予很多参照和启示。书法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书法史应该如何书写?是书法语言自然延续的记录,还是书法思想的客观陈述呢?而作为历史本身是否仅仅是一种真相的记录呢?历史的书写本身是否独立于现实呢?……自然,以笔者疏浅的学力无法得出其答案,但是这一连串的、逻辑略显混乱的发问事实上则可以归结为两个层面,亦即书法史学的两个研究维度:书法的历史和历史的书法。那么,书法史到底是什么呢?陈振濂将其分解为三个层面:书法史是历史真实的再现:书法史是史家观念的展现,与真实无关;书法史中有真实,但真实受观念支配。其实,后两个层面可以合并为“受观念支配的真实”这一层面。如果按照保罗·利科的逻辑,书法史所含蕴的内容就是书法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及其不同性和不同方向的思考、研究,在他看来,书法史的书写本身就具有一种无限的多元性和可能性。仅从字面上看,书法的历史就是书法作为书法的本体演变史,而历史的书法则是指从全历史的视野加以观照,所含蕴着的书法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前者的主体是书法,后者的主体是历史。前者围绕“书法”这一核心,就书法本体语言所延泛的文化、社会、思想等因素进行陈述。后者的核心则是书法与时代的关系重构的问题,以此确定书法的时代文化身份。因此,前者对后者是一种体现和超越印证,而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一种关照和限制。一部完整的书法史正是在二者的交互、回应甚至冲突、悖离中得以延续和变迁。西汶艺术网书法的历史米莱什说过:“历史即复活。”本质地看,书法史就是对过往书家墨迹变迁的真实记录。作为一门艺术形式,书法的本位还在于作品本身。按照“以图鉴史、以实证史”的逻辑,书法史可以被界定为一部作品史。因此,书法史的陈述不可回避作品本身,作品是书法史的话语中心,是书法史客观性的支撑和表征。因为,历史研究无非两件事,一是找出哪些是史料,二是分析这些史料的正确意义。(艾尔顿)其中,前者属于历史客观性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主体反省主观性的范畴。作品即文本。也可以说,书法史就是书法文本的历史。这个文本的历史准确地应将作为“历史的痕迹”,因为所谓“历史”就是一种“痕迹的知识”的术语,那么,历史学家面对的不是过去的对象,而是过去的痕迹,痕迹与对象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使得历史失去了科学的资格。那么,我们在书法的历史文献文本的痕迹中理解过去,事实上就是一种观察,因为观察并不意味着记录一个原始事实,而是重组和重建,即组成和构成一系列过去的事实。因此,所谓书法史就是对历史文献文本的一种系统重构。如果按照文本的定义看,这包括书法的语言系统和现象系统。语言系统可以被归结为书法本身的一种变迁,包括技法的更替、章式的变革以及风格的进新等;作为现象系统,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切泛书法因素的代称,其中现象实则还是由语言构成的,只是相对语言系统本身,现象系统所关涉的是书法思想史、书法文化史等更本体化、更抽象的质素。不管是从语言系统,还是从现象系统,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陈述本身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境地,陈述的历史独立于陈述主体所处语境而存在。这恰恰契合于傅斯年继王国维之后突出新材料即新学问之义,而标出的“史学本是史料学”的旨趣。显然,王、傅的史观是延续了清季以来重问学轻德性、重实证轻思考的模式。其实,早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史学刚刚开始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时,最负盛名的史学家兰克(Ranke)的历史专业主义就一再强调追求历史上客观的事实,寻找历史上什么事情真正地发生,他认为这是史学家的责任。在他看来,作为史学家不需要主观意识,只关照于真相本身即可。因此,史学家不应该有主观的判断,科学性则成为陈述的根本原则。要使史学变成和物理、化学一样。因此,法国史学家FusteldeCoulanger就说过:“我并没有说话,是历史通过我来说话。亦即历史完全是客观的,我不过是一个工具,像一个录音机播放出来一样。”而这又明显有悖于黑格尔所谓的“发生史性”。余英时将“历史哲学”分为“玄想派”和“批评派”两支。“玄想派”以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为主,批评派则以布莱德勒、克罗齐等为主,在他看来,批评派历史哲学不同于玄想派历史哲学之处最根本的在于前者所注重的乃在于历史知识之成立如何可能,换言之,即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实为真实不虚,而后者则注重历史事件之本身。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具有何种意义,并如何能解释全部历史进程为一必然归趋。尽管,我们还无从回避当下史学中的主观因素和理性成分,但是,批评的历史哲学则自觉成为艺术史学或书法史学的根本质素。卡尔·波普尔这样说:一份历史文献就像一项科学观察一样,是仅相对于一个历史问题的文献。就像观察一样,它必须被解释。人们可能看不到文献的意义,把它毁掉,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或者他们可能弄乱某些文献的次序,从而毁掉了它们作出解释的一个线索,原因也在于此。因此,他认为柯林伍德的重新体验方法与他的情境分析方法间的差异的主要意义是:柯林伍德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而其所主张的方法是客观主义的。但是这意味着,对柯林伍德来说,对于历史问题的供选择的解决办法进行理性批判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理性地批评推测或理论,它们没有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可能把它们放到我们的自身之外,因此,它们可以受到每个人尤其是持有不同理论的人的检验。与此相对照,客观主义的情境分析方法对我们的尝试性解决办法进行批评性讨论——对我们设想情境的尝试进行批评性讨论,在这个程度上,它确实远比重新体验方法更接近于真正的自然科学方法。

  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些话,是傅斯年反复强调的名言,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是西方19世纪科学主义史学和传统乾嘉学术相互呼应的产物。

  傅斯年的主张,是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这种主张及王国维、胡适、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史学实践,都被论者归诸实证史学或史料派,而与史论派相对[2]。这种通过严格地对待史料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做法,排斥史观,强调纯粹的客观与公正,对史料存而不补、证而不疏,无论其前提还是方法,都是与后现代史学的主张对立的,都是现代性的表现。

  王晴佳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历史本体论方面反对历史进步论和所谓大叙事,在历史认识论方面否定历史学的客观性,在研究对象方面表现为日常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等[3]。他也提到了汉斯凯尔纳(Hans Kellner)的主张,在后者这里,史料不再是历史写作的基础,这个基础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同时,由于作者的写作必须依赖语言,但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构成的文本,并不见得等同于作者的内心意图,也不等同于他所描述的对象。史料同样是历史写作的结果,也是文本,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家在写作时不断引证史料,即通过旧的文本形成新的文本,因此在文本的意义上,新的历史作品与史料并无区别。因此,无法通过检验史料来判断史实的真伪,相对主义史学还在着力于区分史料与史实的区别,而后现代主义史学根本就不承认这一区别,认为无论史料还是史实,都不过是不同的文本。

  要更好地理解后现代史学的史料观,可以以海登怀特在其著作《后设历史学》(也译为《元历史学》)中的著名例子为代表[4]。他通过分析18到19世纪的4个历史学家(米什莱、托克维尔、兰克、布克哈特)和4个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克罗齐)的作品,认为历史学家面对的过去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是各种形式的文本,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他们若要把这些文本变成历史,首先就要把它们组合成一部编年史,然后再把这个编年史转化为一种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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