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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95.com《考古学报》2013年3期目录及摘要

2019-11-10 08:15

从甲骨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
——并论良渚文化组词类陶文与汉字起源时代………………………………王晖(283)
錣策、钉齿镳与镝衔——公元前2千纪—前3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井中伟(297)
东亚地区墓葬壁画十二辰图像的起源与流变………………………………………王元林(325)
6095.com,吉林抚松新安遗址发掘报告………………………………………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347)
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391)

2014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周原考古队于贺家村1976年甲组基址之南,发现了一辆罕见的装配有青铜轮牙的马车。虽然西周时期木质轮辋外包青铜构件的实例在之前就屡有发现,如辛村卫国墓地、张家坡墓地、上村岭虢国墓地、贺家村西窖藏等,但所出青铜构件均为“轮牙束”,并非完全包裹轮辋,故此周原青铜轮牙马车甫一发现,便被冠称为“西周第一豪车”。然而,豪华则豪华矣,却不能称之为先进。这是因为,形制几乎完全相同的青铜轮牙,早在西周之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在西亚和中亚地区存在。本文的讨论将说明,周原青铜轮牙马车的根源在西亚、中亚地区,其在东亚的出现,是以欧亚草原为媒介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结果。

从甲骨金文与考古资料的比较看汉字起源时代
——并论良渚文化组词类陶文与汉字起源时代
王   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062)
通过商代甲骨金文的字形结构和考古资料及遗址相比较,可知甲骨金文中有不少以“活化石”形式保留的远在夏商之前的反映客观物体形状的字形结构。“酉”字与以之为构字部件的文字符号大约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丙”及其所从之字符出现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代;甲骨文早期“鬲”字出现在庙底沟二期到龙山文化时期;宫、吕、 (雍)等文字符号的出现则应在陕西龙山文化时期。而良渚文化时代出现了不少组词成句类的文字符号,表示这时汉字已经正式形成了。甲骨文中大量的“酉”字类、“畐”字类、“丙”字类字形结构反映的是宽肩束腰类尖底瓶的形状,出现的时代应是距今5500—5000年,而出现组词成句类的文字符号的良渚文化时代也差不多在距今5300—4300年,两类相互印证表明中国文字正式起源的时代最早应该在距今5500—5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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錣策、钉齿镳与镝衔
——公元前二千纪~前三世纪中西方御马器比较研究
井  中  伟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  130012)
通过分别考察中国商周时期三类形制特殊的御马器,并与欧亚草原和近东地区发现的同类器作简要的比较研究。研究表明,錣策用来刺马快速前行,钉齿镳用来指引马的行进方向,镝衔用来控制马的行进速度和令其立即停止。中国晚商与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錣策在形制和功能等方面有诸多相似处,不过前者錣策上均有一个向外斜伸的倒钩,它既可前刺,还能侧击,既可为车御所执,也能为骑手所用,从侧面暗示当时中原地区已出现了骑马术。晚商前期出现的两端带钉齿的马衔实际上是镳与衔的合铸体,它虽能有效地控制马的速度,但钉齿部分无法灵活移动,在驾马的方向调节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克服这一缺陷,大约同时期开始将衔上的钉齿部分分离出来,设计出带钉齿的“U”形镳,或直接将钉齿部分移植到普通镳的内侧,这样可以加强马的方向控制。中国钉齿镳的出现年代要晚于欧亚草原和近东地区数百年,不过欧亚草原的骨角质圆形钉齿镳和近东地区的长方形和动物形钉齿镳不见于中国,而中国晚商时期的钉齿衔和钉齿镳也不见于欧亚草原和近东地区。西周早期在普通双节衔上增设钉齿产生了镝衔,后来衔节增多,节体变小,大而稀疏的钉齿变成细密的棘刺,发展出链条式镝衔。至迟在战国中期,镝衔又派生出棒身带刺的橛。中国西周早期的双节镝衔在年代上早于欧亚草原和近东地区,形制差异大。不过,近东与欧亚草原西部的镝衔形制非常相似,年代大致相当,两者可能存在着传承关系。尽管中西方发现的三类御马器形制有别,但功能却是相通的。

图一 周原遗址出土马车的青铜轮牙

东亚地区墓葬壁画十二辰图像的起源与流变
王元林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  100029)
十二辰图像是汉唐至宋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艺术题材,通过墓志、棺椁、古镜、俑像、壁画等形式表现,时代变化较复杂。从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发现的墓葬壁画十二辰图像与壁画图像的配置及十二辰图像的演变来看,十二辰文化艺术在东亚地区的传播路线及相互影响变得逐渐清晰。从十二辰图像观察,北魏以来出现了十二辰写实动物,隋代出现兽首人身十二辰,从晚唐、五代开始流行人身人面兽冠或手托肖形动物的十二辰。考古发现的汉晋时期兽首人身怪兽图像,尤其是画像石、画像砖中发现的鸡首人身和牛首人身神像应是兽首人身十二辰像产生的源泉。隋唐时期兽首人身十二辰俑像的出土和墓葬壁画的发现,为因受唐文化波及周边地区而影响下的统一新罗时期和日本奈良时期十二辰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明确的先例。日本奈良龟虎古坟壁画中手持兵器的神将形象十二辰图像的发现,反映了东亚地区十二辰图像有着各自的地域特色。晚唐、五代开始出现的文官风格人身人面兽冠十二辰像不但影响到辽代墓志、壁画上,也延及到朝鲜半岛高丽时期的葬俗文化,不仅在俑像上,而且也在墓志、石棺、壁画等载体上都能见到。

一、中亚地区发现的青铜轮牙四轮车

吉林抚松新安遗址发掘报告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安遗址位于吉林省抚松县抚松镇新安村。2009年5—10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新安遗址进行了发掘。该遗址遗存可分为三期。第一期遗存多见灰坑和灰沟,出土遗物主要为方唇侈口素面夹砂陶器,均手制,器类主要有甑、罐、盆、壶等,时代大体为东汉。第二期遗存除见有较多灰坑、灰沟外,还发现了经人工修整的大型建筑台基,以及坐落于该台基之上成排分布的房址,出土的板瓦、筒瓦及瓦当、鸱尾等建筑饰件证明此处曾经存在高等级的大型建筑,轮制泥质灰陶器在该期较为多见,主要器形有盆、大口罐以盘、器盖等,时代在渤海中期前后。第三期遗存见有房址、灰坑、灰沟、窖藏坑和窑址等遗迹,出土陶器器形普遍较大,主要有卷沿圆唇缸、瓮、罐等,时代为渤海末期至金代早期。
此次发掘是第二松花江上游地区近年来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工作,出土的遗物具有明显的时代变化。其中的第二期遗存即渤海时期遗存,以往一直被认为是一处城址,此次发掘虽能证明此处当时存在大型建筑,但并未发现将其定性为渤海城址的确切证据,因而新安遗址的性质尚待商榷。发掘为研究新安遗址性质及渤海国建筑等级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中亚古代文明国家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文化共同体(Бактрийско-Маргианский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近十年来最重要的考古收获,是位于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中心性城市戈努尔杰别(Гонур-тепе)“王陵区”的发现。2004年,В. И. 萨里亚尼基(В. И. Сарианиди)领导的考古队在城址南部对大水池遗迹进行解剖发掘时,发现了一小片墓地,并在此清理了数座高等级墓葬,发掘者认为系王陵。此后,经过数年连续的考古工作,截至目前为止,在该“王陵区”内至少已经发掘十余座墓葬和数十个祭祀坑。其中,M3200、M3225、M3240、M3900内出有四轮车,均装配有青铜轮牙。

湖北襄樊樊城菜越三国墓发掘报告
襄樊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此墓为土坑竖穴多室砖墓,由斜坡墓道、墓坑和砖室等组成。砖室由封门墙、石门、甬道、前室、过道、后室组成。发现文物200余件,质地主要有陶、瓷、铜、铁、银、金、铅锡、漆、玉、石、水晶玛瑙、骨、玻璃、琥珀等。据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特征判断其年代为三国早期。墓主是较列侯一级略低的将军夫妇。男、女墓主先后下葬。菜越三国墓是湖北省近年来发现的又一座大型砖室墓,该墓规模较大,形制独特,随葬品种类多样,大多数保存完好,为研究三国时期墓葬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三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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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戈努尔杰别M3200平面图

(引自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Дубова Н. А., 2010)

M3200模仿墓主生前居所,在距现代地表深2.5米、长宽各6.5米的墓坑底部, 用土坯砌筑四间东西并排的墓室(残存6层土坯,高1米),紧接墓室北部为长方形的“庭院”。墓葬在早年被盗,但仍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位于“庭院”东北角的四轮车。车辆仅见较为完整的四轮以及结构清晰的木“座位”,二轮在北,紧靠“庭院”北壁,尚保持直立状态,二轮在南,“座位”位于四轮之间;发掘者据此判断应为整车埋葬,前轮在西,后轮在东。在车“前”位置发现一具完整的狗骨,头西尾东;车“左”为三具人骨及一具骆驼骨;车“后”则为一具因盗扰而受损严重的幼马骨,头部向西,叠压在一个车轮上,发掘者认为很有可能是驾车的马匹。车辆“座位”由四条长90、宽20厘米的木板拼接而成,中间以两道宽5厘米的木条加固连接。四个车轮大体相同,均以实木板制成,直径70厘米,外包以6件青铜轮牙。轮牙两两相接,组成一闭合的圆形,每件青铜轮牙均呈圆弧形的凹槽状,厚0.5厘米,外沿面宽3厘米,两端及中部各有一对长宽各3.5厘米的圆形耳,耳上有圆形穿孔,用于容纳青铜销钉,将其与木质的车轮外缘固定,销钉长8、直径1厘米,钉帽直径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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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戈努尔杰别M3200出土车辆的青铜轮牙

(引自Дубова Н. А., 2004)

M3225、M3240的材料尚未完全发表,目前仅知墓内所出车轮的情况。M3225四个车轮保存较好,车轮直径90厘米,主体由三块木板拼接而成,中间用两道与木板垂直的宽5厘米的木条加固连接。车轮边缘厚5厘米,中部厚10厘米,中心位置保存有由整木掏挖而成的轮毂,轮毂直径22厘米,轴孔直径7厘米。与M3200相同,M3225车轮外沿亦包以6件青铜轮牙,二者形制、大小相似,但M3225轮牙耳的尺寸更大,长9、宽6厘米。M3240被破坏严重,车轮保存不佳,但从残迹可以判断车轮木板的拼接方式为中间木板两侧出隼,插入侧板的凹槽中,同时亦用与其垂直的窄木条加固,残存青铜轮牙的形制、尺寸与M3225所出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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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戈努尔杰别M3225出土车辆

(引自Дубова Н. А., 2004)

M3900保存完好,系一直径近6、深2.5米的圆形祭祀坑。出土遗物丰富,包括人骨(分属于4名25~35岁、2名35~45岁、1名10~14岁的男性)、动物骨骼(狗7、驴2、骆驼2)、青铜器(釜1、塔形器1、灯1、铲1)、石器、陶器以及四轮车1辆。四轮车位于坑底正中,前轮在北,后轮在南,左后轮尚保持直立状态。“座位”位于车身中部,由5块木板组成,宽约84、残长40厘米,但车身结构以及“座位”与车身的连接方式已不可复原。在“座位”之前,发现两处木杆痕迹,直径均为3厘米,长度分别为132厘米和100厘米,发掘者认为是辕。车轮直径100厘米,由三块木板平行拼接而成,外接6件或7件青铜轮牙。车轮边缘厚5厘米,靠近中心部位厚10厘米,木制轮毂长20(两侧各凸出于车轮平面5厘米)、直径20、轴孔径7厘米。轮牙长37~40、宽5厘米,上有三对耳,内存直径约为1厘米的青铜铆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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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戈努尔杰别M3900平面图

(引自Дубова Н. А., 2012)

关于M3200、M3225、M3240、M3900的绝对年代,没有直接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但同墓地中的M3210、M3245各有一个碳十四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2150~1500年和公元前2200~1940年。研究者认为M3210因遭盗扰,年代数据有可能偏晚,而M3245的数据则更接近其真实年代,这和宫殿区及与之对应的“大墓地”的使用年代十分吻合。因此,“王陵区”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3千纪与公元前2千纪之交,M3200、M3225、M3240、M3900所出四轮车的年代亦应与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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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戈努尔杰别M3900出土车辆的青铜轮牙

(引自Сарианиди В. И., Дубова Н. А., 2010)

戈努尔杰别四轮车及青铜轮牙的发现,其意义不仅在于确认了早期实用性轮式交通工具在中亚文明区的存在,更在于首次以完整实物遗存的形式明确了早年发现于亚述、苏萨以及传出自巴克特里亚等地同类青铜构件的功能,并为青铜时代西亚与中亚文明区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提供了新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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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西亚及中亚其他地区发现的青铜轮牙(均引自J. H. Crouwel, 2012)

1.亚述古城 2.阿富汗 3.伊朗 4~6.苏萨

1955年,德国学者公布了在亚述古城内发现的3件青铜轮牙,这3件轮牙均已残损,出自一座神庙下的窖藏内,根据层位关系判断,其年代在公元前3千纪末期或公元前2千纪初。1987年法国学者报道了早年发现于苏萨的18件青铜轮牙,其中6件出自阿帕达纳地区,另外12件出自东荣地区的一座神庙内,根据共存的其他遗物判断,其年代亦在公元前3千纪末或公元前2千纪初。除此之外,类似的青铜轮牙也曾散见于阿富汗(传出自巴克特里亚,Bactria)及伊朗的文物市场上。不难发现,这些青铜轮牙的形制与戈努尔杰别出土者几乎完全相同。基于二者之间惊人的相似性,J. H.克罗威尔(J. H. Crouwel)认为,西亚和中亚青铜轮牙拥有共同的起源地——西亚地区,前者通过伊朗传播到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

由于同样的原因,并考虑到结构和工艺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周原与西亚、中亚青铜轮牙之间存在着基因的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西亚还是中亚的青铜轮牙,在地域和年代上均与周原的青铜轮牙相去甚远。因此,在西亚、中亚与周原之间应该存在着联系的中介,而这个中介显然就是地处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对草原地带双轮轻便式马车及相关遗物的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欧亚草原地带双轮轻便式马车的出现及其东传

中亚与草原的联系:双轮轻便马车的出现

自20世纪70年代末辛塔什塔墓地发掘以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南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多处辛塔什塔文化(Синташтинскаякультура)墓地中发现了至少17辆装配有辐条的双轮轻便式马车(以下称双轮轻便马车)。最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2030~1750年,这是目前欧亚大陆发现的最早的双轮轻便马车。此后,随着印欧人向东、向南的扩张,双轮轻便马车迅速在欧亚草原上普及起来,在辛塔什塔文化的继承者,彼特罗夫卡文化(Петров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和阿拉库文化(Алакуль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遗存中均出现了双轮轻便马车的实物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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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辛塔什塔墓地M12出土马车的复原

(引自Генинг В. Ф., Зданович Г. Б., Генинг В. В., 1992)

关于双轮轻便马车的起源地,西亚起源说和草原起源说两种主要的观点长期争讼不已,但自1992年辛塔什塔的材料正式发表以后,草原起源说逐渐被大多数的考古学家接受。其最主要的事实依据是:虽然实心双轮马车最早见于西亚,但是双轮轻便马车在草原的出现要早于西亚。不可否认的是,辛塔什塔马车已经非常先进,远不是最原始的形态,因此部分草原起源说的支持者也不否认西亚古代文明在双轮轻便马车的发明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比如,И. В. 切秋什科夫(И. В. Чечушков)就认为,双轮轻便马车的出现是一个渐进式的、十分复杂的过程,因此讨论其“发明”的具体地点是没有必要的。他结合黑海北岸加古诺娃(ТягуноваМогила)M2 7 及北高加索伊帕托沃巨冢(Бо л ь ш о й И п ат о в с к и йкурган)32号墓等洞室墓文化实心双轮车辆的发现,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公元前3千纪与公元前2千纪之交,由于与西亚人群直接的接触(穿越高加索山脉或绕过里海经中亚),草原居民引入了西亚的二轮车,并将驴等其他畜力代之以自身久已熟悉的马匹,随之为提高车速而改进了车轮样式,并创造了控驭烈马的衔和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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